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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史百年的观念之辨
居正
777
2016 07 04
居正
相比于国内绝大多数以讲故事为传统的历史文本，苏小和的《百年经济史笔记》或许是一次另类的观念史写作。阅读这本书，人们或许会想起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1954年出版的那本《经济分析史》。
在写作百年经济史这样的课题之前，作者事先搭建了一个稳健的分析框架，建构起一个由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以及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等诸多理论合围起来的一个具有分析性质的观念模型，然后将大量的中国百年经济史的新鲜史料放在这样的观念分析框架里进行深度辨析，最后得出一个旨在重新说明百年经济史的崭新的观念系统，让读者依靠观念的冲击而不是对史料的猎奇，真正在专业、理性和深度的层面，认识我们的百年经济流变，进而理解为什么我们今天的经济生活是这个样子。
毋庸置疑，经济学关于市场经济和企业家理论的一般性常识，是写作的起点。比如最有关涉性的熊彼特和他的财富增长理论。因为这是一项以企业家和企业家背后的市场秩序为基本内容的课题，因此熊彼特的框架就成为必需的学术前提。作者试图反复强调，市场经济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只要是由人组成的社会，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就必须遵循市场的逻辑，任何特色性的陈述，任何差异化的坚守，都只能在市场的逻辑之下进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理论显得如此重要，如果按照熊彼特《财富增长论》中创新理论的描述，来阅读中国近代以来的经济史和企业史，会发现一个令人惊讶的经济现象：百年以来，中国的市场经济体系可能还没有来得及完整的打开，人们就放弃了市场的方法；中国的企业家可能还没有来得及完全开始创新，就放弃了创新的方法论。
可是熊彼得说得很坚决，创新innovation是个纯经济概念，不是一般意义上的creation，这等同于知识和资源的重新组合 newcombina tions，而从事这个重组活动的人，只能是企业家，无论是在市场中引入新产品或老产品加入新元素，无论是引入新的生产或贸易方式，开辟或进入新市场，无论是找到新原料或投入品，抑或是引入新的产业组织方式，都只能是企业家。
对开放这个关键词的反复重申，也是作者的写作重点。他的观念秩序建立在卡尔波普尔的开放社会理论，以及由这样的理论延伸出来的开放社会和企业家之间的关系之上。
常态下，开放社会和企业家，显然是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一个健全的开放社会，必然催生出更多优秀的企业家，而一批优秀的企业家，反过来又推动开放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在这样的意义，对一个社会开放程度的观察，人们可以用企业家的发展数据、企业和企业家的案例进行量化分析；对于企业家的发生和发展的具体分析，人们也可以通过呈现一个社会的开放形态，通过对一个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的诸多描述来进行梳理。两种路径互为表里，促使我们找到社会发展，市场演进和企业家变迁的内在原因。《百年经济史笔记》部分分析模型，来自作者对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先生的《中国百年经济史笔记》的写作借鉴。众所周知，杨小凯先生的那篇文稿在网络上一直流传，篇幅不长，但是影响力明显。杨小凯先生具有三重醒目的生命价值：其一是他终生思考中国向何处去，无论是他17岁为此身陷囹圄，还是晚年再次深刻思考中国的深层命题，都是一个中国知识人思考中国问题的最杰出的典范。其二则是杨小凯的经济学理论的宏大建构，他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和作为经济学方法论的超边际分析，让杨小凯成为国际经济学界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之一，他连续几次被提名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代表着华人经济学家在这个领域最高的成就。其三，杨小凯先生晚年切入传统的基督信仰，意味着他在时代、专业和生命三个向度构成了作为一个人的整全性建设，这样的人生局面，在几千年以来的华人知识分子历史里，在中国人生命方式的历史里，都是极其令人震撼的。《百年经济史笔记》也算向伟大的经济学家杨小凯先生致敬。
正是在建构分析框架的层面，苏小和直接引用了杨小凯先生的表述：一本历史著作都有显含或隐含的理论框架。这些框架对历史上各现象或变数之间的关系结构作一些假定，而记载历史不可能不采用一个组织史料的框架。实证的研究态度是在写史前，言明分析框架的假设，则读者可以自行判断这些假设与史实之间的关系。当这些分析框架足够多，且在不同框架之间有充分竞争时，对理解历史最有帮助的框架才会在学界共识的基础上脱颖而出。如果不言明潜在的对分析框架的假设，使读者误以为存在一个没有理论框架的纯客观历史，则读者反而会轻易相信一些很没有竞争力的分析框架，失去对分析框架的识别和批判能力，反而使历史记录变得非常主观。《百年经济史笔记》的史料来源并不具有标新立异的特色。晚清以降的经济史和企业史，大陆学界和传媒界似乎言辞很多，文本也很多。但两个方面的缺陷十分醒目。第一是弥漫着一种狭窄的意识形态路径依赖，绝大部分的材料没有立足于市场经济一般理论的基础，而是站在意识形态的冲突话语体系之上，将经济史和企业史进行了大面积、深度的格式化。第二则是戏说历史的成分比较严重，报告文学风格的叙述过多，不尊重严谨的史料来源，以至于这样的历史文本堆积了太多的情绪，甚至是对经济史的扭曲。当这两种现象结合在一起，人们渐渐地发现，真正的历史已经被曲解，甚至是被遮蔽，人们在一堆错误的观点和错误的史料里继续开掘历史，其结果可想而知。
本书的写作史料并不来自通俗的历史教科书，也不是来自于相关的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作者采集史料的工作是另辟蹊径的。这是另外一个路径的经济史叙事系统，包括台湾、香港、澳门、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地的学者在内的诸多海外学者，在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史和企业史的双向叙事方面所形成的卓有成效的研究型文献，成为苏小和的主要参考文献。而刘广京、杨联升、郝延平、陈锦江、侯家驹、费正清、费维恺、白吉尔、余英时、杨小凯、王泛森、赖建诚等这一脉海外学者共同构建起来的一个经济史叙事体系。
第一卷书，《晚清启蒙课》，致力于解构主流教材的反帝反封建反殖民的经济史叙事，苏小和试图描述，从1820年开始向全球蔓延的工业革命新技术和全球贸易新框架将晚清时代的中国人也逼进了一个市场经济的时代。这构成了晚清最后80多年最醒目的市场经济的启蒙意义。其中一个最醒目的变量，是一大批优秀企业家的普遍兴起，按照市场经济的一般秩序来分析，当人们看见了企业家的普遍兴起，那一定是人们在市场经济逻辑的层面作对了什么。
第二卷书《倒退的民国》，致力于解构大多数人文趣味浓厚的知识分子心中的民国情结，对民国控构成一种观念上的冲击。作者试图沿着经济史的维度告诉读者，相对于白吉尔夫人所描述的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民国的大政府主义的经济学面相，乃是一种醒目的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倒退。在领袖经济学面相的意义上，从孙中山，到蒋介石，以及日后的毛泽东，都是计划经济和大政府主义的推手。中国百年以来最有影响力的几位政治领袖，在市场经济的逻辑层面，都处在严重无知的状态，正是这种大政府主义和计划经济的经济学面相，才是最终导致民国政府败走台湾的核心理由之一。
第三卷书《第三次开放》，主要致力于描述那个特定时代的经济学面相，在我们的新古典经济学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所搭建起来的分析框架下，当年的公私合营运动、统购统销运动、作为创新主体的企业家群体普遍消失的故事，有了全新的解读。当年经济和企业的大布局，正是被米塞斯和哈耶克深入批判过的“人造市场”。如此，经济史意义上发生过的大跃进、大饥荒，就是一个必然的经济学错误，是一个今天的中国人必须深入反思的经济史闹剧，是一个当代企业家必须牢记的企业发展教训。
这样的见解，对于每一个接受传统历史教育体系的人而言，几乎是颠覆性的。所以学者刘军宁认为，苏小和的经济史写作，会让那些并未接受全面教育的人们产生前所未有的观念层面的颠覆感。这是一种类似于读书笔记式的写法，作者自己认为，这本书并不能算作一本严谨的历史考证性著作，这是《百年经济史笔记》这个书名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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