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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11月，费孝通出生于江苏吴江。1928年考入东吴大学医预科，读了一年后，他觉得人们最痛苦的不是疾病，而是来自社会所造成的贫穷，要治病人，先得治社会。于是，1930年他转至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师从吴文藻教授（冰心的丈夫）。“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费孝通和许多进步青年一样，积极参加爱国运动。1932年，也是费孝通在燕京大学求学的最后一年，在社会学系的一次聚会上费孝通认识了同系不同班的女生王同惠。王同惠比费孝通小两岁，河北省肥乡县人，1912年出生在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家庭。她的父亲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曾任省议员和县长，母亲在她幼年时就去世了。王同惠由外祖母抚养大，就读于北京笃志女中，1932年考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也在吴文藻门下求学。 燕京的校园里，同一个系的男女同学在不少场合有许多接触机会，相互往来是寻常事。费孝通和王同惠相识之初也只是普通同学关系，并非一见钟情式的两情相悦。直到费孝通考入清华，也还没有浪漫的故事。事实上，维系着他们继续交往的，也是一种求知治学的共同追求。 当时，费孝通刚翻译完一本英文著作《社会变迁》，这是费孝通翻译的第一本社会学著作。王同惠则正在翻译一本法文著作《甘肃土人的婚姻》。王同惠把他的译稿拿去阅读。费孝通建议她去图书馆把原版书借到，边读边校，日后作为两人的合译本出版。王同惠欣然同意，并提出了一个对等原则，要费孝通也将她的译稿和原文一起阅校，将来也作为合译本出版。 在这见证两人才智的译著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心血交融，共同署名发表。富有语言天才的王同惠在合作翻译中给费孝通补习了第二外语法文课，同时也机智地向他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我们可不可以也写出这样的著作来？这当然正符合费孝通的心愿。 1933年圣诞节前，在一次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聚会上，费孝通和王同惠有一场关于人口问题的争论。费孝通希望能说服王同惠，就借当时燕京流行过节送礼的机会，在圣诞节送给王同惠一本讲人口问题的书作为礼物。没想到这件礼物打动了王同惠的芳心，她觉得费孝通这个人不平常，两人从此开始了频繁的交往。随之，爱情的种子也在彼此的心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这时，费孝通在燕京大学毕业，考入清华研究院社会学系读研究生，师从著名人类学家史禄国教授，而王同惠则继续留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读书。虽然相隔两校，但两人的爱情反而随之升温。费孝通非常欣赏王同惠的才华和学识，明白她与自己有着相同的梦想；更何况王同惠不像一般女生那样爱打扮、爱显摆。她衣着朴素，面容白皙，“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性格温婉和蔼，大方聪明，可谓才貌冠群芳。王同惠也十分欣赏费孝通的才华和学识，更理解他心底的理想和抱负。他们如同一对比翼鸟，快乐地往来于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之间。他们时而在水木清华闭门清谈，时而在未名湖畔“红门立雪”。费孝通常常骑车到未名湖畔姐妹楼南的女生宿舍去找王同惠相叙，即便是大雪纷飞也愿意在女生宿舍的红门前不顾寒冷地等候她。除了风花雪月和花前柳下，他们更有着理想的交融和心灵的默契，这使他们的爱情时时更新，不断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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