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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爱，所以藏：崔永元他们的玩物故事 因为爱，所以藏：崔永元他们的玩物故事
艺周刊
百家号 12 19 23:26《着迷》一书中人物走上收藏之路当然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一样的，那便是对藏品发自内心的喜欢或是着迷。
崔永元向鲁豫解说电影收藏
得了抑郁症的崔永元，失眠很严重，整个人痛不欲生。心理医生劝他找个喜欢的事情做，崔永元马上就想到了自己坚持多年的收藏：老电影和连环画。当他心绪烦躁的时候就在家里看老电影，看老电影的小人书，看老电影的剧本，“凡是跟老电影有关的，一看心里就会很平静”。出于对老电影的热爱，他筹拍“电影传奇”，获得了成功，抑郁症也给治好了。接下来便是“电影传奇馆”的创办，他的收藏也分享给更多的人。如果你认为崔永元搞老电影收藏是为了治病，那就错了，熟悉崔永元的人都知道，他已经矢志不渝地钟情于有关电影的收藏40 多年，他的朋友曾直言，“小崔的痴迷简直到了魔怔的程度”。因工作的需要他去过很多地方，每到一处最先做的事情不是欣赏当地的风景名胜，而是去旧货市场淘他钟爱的连环画和老电影海报。
小崔与 quot;收藏历史 quot;的樊建川说事
樊建川被称为中国抗战文物收藏第一人，别人的藏品以件计，他的藏品要按吨来称。他之所以把抗战文物作为收藏对象，缘于其军人情结。他的父亲是抗日战士，他本人也曾有11 年的兵龄，这使他对战争有一种天生的关注。
舒乙谈到父亲老舍时，说他“爱看画，爱买画，爱收藏画，爱挂画，爱和画家交往，爱讲看画的心得，总之，是个‘画儿迷’。”老舍也曾一再说，在各种艺术中，他“很喜欢看画”，“特别喜爱图画”。“在穷苦中，偶尔能看到几幅好画，精神为之一振，比吃了一盘白斩鸡更有滋味！”他甚至把欣赏到一幅好画称作一种“幸福”。是啊，没有对画的爱，他又怎能收藏那么多现代名人的画作呢！
著名编剧邹静之，做了20多年的编剧，但他收藏家具比做编剧的时间还长。对于家具的收藏完全到了一种痴迷的程度，曾经为了一把椅子，他竟然当场把衣服脱下给人家当定金。他说刚收藏家具那会儿“身体不好，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看着那椅子，擦着那椅子，就觉着身体也越来越好了。很多人怕旧家具，但是我喜欢。”看看旧家具身体就好起来了，这跟崔永元的经历还有些相似呢。
王世襄
王世襄先生被称为“京城第一玩儿家”，他曾有个外号，叫“柜人”。1976 年唐山地震，当天夜里，王世襄家院子里的东厢房屋脊掉下一块。第二天，周围所有居民都集中在院子里搭床过夜，由于王世襄不愿离开家里的物件儿，便在自家紫檀大柜的搁板上铺上毯子，人钻进去，躺在上面，勉强能把腿伸直，就这样，在连续数月的防震抗震期间，他当起了“柜中人”。没有对物件儿的爱，王世襄怎能不顾一切与它们作伴呢？
《着迷：那些有态度的收藏家》解宏乾 著 东方出版社
不以物小而弃之，终成大观
由兴趣而收藏，便不会因在他人眼中不起眼而轻视自己的藏品。
樊建川开始收藏那会儿没有什么市场，他就去废品收购站买，找到一件算一件。走过垃圾堆的时候，也会注意一点，一个月能捡到一件东西都会很兴奋，把玩半天。樊建川说，“到父亲老战友家拜访时，会跟他们要。记得一个姓刘的老红军有一个缴获的日本饭盒，已经七扭八歪了，他用来放盐巴。我把盐巴倒掉拿走了。在重庆三医大也收到一些东西，三医大清理资料时，我拿走了一些。宣传处有一些回收的像章，可能有半麻袋，二三十斤，也让我提走了。”人弃我取，在别人眼中没用的东西，在樊建川眼中却成了“宝物”，数十年积累，才成就樊建川今日之规模。
冯克力做出了《老照片》，《老照片》也成就了冯克力。与很多收藏者的标准不同，冯克力一旦感觉照片上的信息有些价值，不管是原版还是扫描复制后做旧的冒牌货，他都会蹲下来与卖主还价。在他看来，原版的老照片也好，翻拍的老照片也好，电子版的老照片也好，只要画质过得去，印到书上就并没有太大分别。他对于作为信息载体的那张纸并不太在意，更关心照片所定格的历史信息是否珍稀。
老舍先生的藏品中有一个专项收藏，那便是大量京剧名伶所画的扇子，这个专项很难找到第二人。经过十几年的辛勤收集，老舍收藏了163 把名伶的扇子。其中有梅兰芳、王瑶卿、陈德霖、奚啸伯、裘盛戎、叶盛兰、侯喜瑞等，足够开一个名伶扇画展。老舍晚年的一大爱好便是请朋友们来家中观看这些扇子，大家也把这种参观当成一种难得的艺术享受。
邹静之收家具，刚开始也喜欢收红木的，觉得光正，包浆也好看，不喜欢柴木（包括榆木、核桃木、楸木、樟木、柏木等）。但收了两年红木之后，就开始收味道好的柴木家具了。他说：“例如榉木，不但做工好，而且多数大漆家具都比黄花梨的年份早。关于材质、年份、工艺这几个标准我是这样排列的，工艺永远是第一位的，例如明代的大板凳，即使是黄花梨的，也不会有太高的价值，因为它没有美感，而现在很多特别有名的工匠做的家具都贵得不得了。因为工艺永远是第一位的。”
米景扬先生，是中国书画市场的见证人，他收藏了众多名家之作，吴昌硕、任伯年、齐白石、张大千、徐悲鸿、潘天寿、李苦禅、傅抱石、李可染、黄胄、王雪涛、吴作人、陆俨少、关山月、程十发……几乎一个世纪中国书画的名家代表人物都被囊括其中。有人羡慕他说从50年代就开始搞收藏了，他说：“当时我哪里会想到什么收藏呢？那时只有像张伯驹、惠孝同先生那样，藏有宋元的多少真迹，才能叫收藏。我这种买几张当代画家的画，哪里敢提收藏？否则，编辑室的人都会笑掉大牙！我当时完全是因为喜欢它。”
王世襄谈到自己，也十分坦诚的说：“我不是收藏家，做收藏家必须要有实力，有钱，才能买。我的好些东西都是这捡一点，那捡一点，也许这件东西不值钱，可是我觉得它有其意义，就收下来了。很多东西买来时，已经残破了，到我手里把它修复。找人修复的过程中，我看老工匠怎么修，怎么做，像一个小徒弟似的。时间长了，他们也很喜欢我，大家熟悉了，有时候买点肉，买点烧酒，一块吃，就交上朋友了。我便问这问那，记录下来，是这样积累起来的，书上根本找不到的。”
田家英常说：搞学问要有专长，收集这类东西也要随学问而有所专注。现在许多人欣赏绘画，而不看重书法，更不看重年代较近的清人的字，倘不及早收集，不少作者的作品就有散失、泯灭的危险。因此他收集的东西往往并不是别人看重的。他女儿曾自说：“父亲收藏的这些东西，当时是不值钱的，几毛钱几块钱一件。例如那些扇面，基本都是五毛或者一块钱买来的。”
不迷不成家
随着藏品越来越多，樊建川的收藏“瘾”也越来越大。“刚开始觉得把一件事情搞清楚很好玩，慢慢一件件事情连起来，越来越觉得好玩，觉得幸福、快乐，就跟吃鸦片一样丢不下了。然后觉得不够，还要查更多的资料，读更多的书，收集更多的文物，了解更多的事情，就这样进去了。”对历史文物进行考证是件艰苦的事情，但樊建川乐在其中，旧档案、日记，一看就是一天。有一次，他在研究一份档案，发现里面有一张报纸，很奇怪，反反复复摆弄半天也不明所以。看过档案中的内容才知道，这个“坏分子”解大便的时候，用印有毛主席像的报纸擦屁股，被揭发了，以至于这张报纸也放入档案。这些都不能打消樊建川的激情，更不用说生了虫子的档案、信件，甚至还有被尸水浸泡过的遗书。
舒乙说：“老舍对美术有极高的见解，平常他跟朋友之间谈话，有很多内容涉及美术。很多人碰到有关书画的问题，也经常来请教他，甚至求他帮助买画。经常看见他指着那些画给客人详细介绍，这张好在什么地方，那张里有败笔在什么地方，说得极其透彻。他有一个非常厉害的观点，他不强调技巧，不强调笔墨，判断一张画的好坏，第一个标准是这张画传没传递一点‘新’的意思。如果只是纯粹的技巧表演，就没有意思，不是大艺术品。”
中国新文学书刊诞生距今虽不足百年，但在战火的吞噬和人为的破坏下，遭到的损失却几乎是毁灭性的，许多老版本至今难以寻找，大量的资料随之湮灭。姜先生曾说：“爱书、藏书是一个人精神上的享受，再从这些书里得到一些知识和感悟，这才是最有价值的。我收藏书，一是喜欢，二是我把从书里找到的别人不知道的东西，写出来，印出来，让更多喜欢书的朋友了解这些东西，这才是我在藏书中得到的乐趣。”
王世襄研究美术史、建筑营造以至明式家具，都以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一钻到底，总要搞出个名堂来才肯善罢甘休。他做学问不单纯靠书本知识，研究漆器时，为了观察漆器实物，他常去故宫参观藏品，还经常去古玩铺、挂货屋，乃至冷摊僻市，搜集漆器标本，越是残件越重视，因为残件可以看到漆器的胎骨、漆皮及色漆层次等状况。研究明式家具，限于财力，王世襄只能与收购破旧杂货家具的旧货摊打交道。他经常冒着严寒或酷暑，骑着自行车，奔波于北京的街头巷尾。他在车后装了一个能承载一两百斤的货架，架上放着棉绳、麻袋片和大小包袱。遇到明式家具，能买得起的，他便买下，捆在车上带回来；买不起的，也要拍照或画图保存。1985年，《明式家具珍赏》出版，王世襄研究了35 年的成果终于得到了世人的认可，也将明清家具的鉴赏提升到了艺术的层面，掀起了收藏拍卖研究中国明清家具的热潮。
当收藏成为一种精神
崔永元收藏“老电影”，建电影传奇馆，是想要人们记住有这样一段历史。他觉得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大家对历史不在意，不感兴趣。他尤其受不了的是故意的不在意，有意的不在意，实际上就是一种逃避，或者躲避，不想说什么，也不想正视什么，然后把同样的错误再犯一遍。他试图让大家对历史感兴趣，电影是了解历史特别形象化的一个途径，如果能够把电影史搞清楚，中国现代历史你就知道个大概了，但是没有人对它感兴趣。他觉得《电影传奇》是在收集中国的影像历史，是一件伟大的事儿。
对于收了多年的这些家具，每一件都经过了邹静之反复的擦拭，体验、欣赏其中的妙处。“严格来说，我们只是它的过客。它已经300 多年了，多少代人从它面前过去，你根本无法拥有它。你只是它流过的河流中的一段，它还将继续流下去，而你可能就……所以说一个人想把这些都拥有是一件特别可笑的事情。你没法儿拥有一个三四百年的东西，也许这三四百年所有的人加起来才能说共同拥有它，它只在这个阶段属于你”，邹静之随手指了指身旁的一对椅子，“像这椅子，是一个时间的通道，它过去肯定是宅门儿里的东西，三少爷、二奶奶就在这儿坐着，它就演绎过他们的戏剧人生。比如我有一套宋代民窑的小酒盅，我拿它喝酒和拿塑料杯子喝酒感觉就是不一样。我拿它一喝那就是时间通道，我可以和苏东坡有关系了，这感觉完全不一样。也许有人感觉不到，但是我特别能感觉得到。”
在王世襄看来，人与文物，聚散有时，“‘文革’期间，街道上都是娃娃，都是红卫兵，他们什么也不懂，看见文物就砸。我想不如找自己本单位，由单位的人抄去，他们会上交，不会毁掉。至于是不是我的，我不在乎，抄家的时候，我脸不红，心不跳。所以，我对收藏有另外一种看法，不是说我拥有多少财富，我是要理解这东西，对这件东西有一个说法，有一个评价，从它身上可以得到什么知识，或者解释出什么”。耄耋之年，王世襄开始考虑如何处理自己的藏品。“我岁数大了，我愿意把我的收藏自己处理掉。如果送给博物馆，博物馆的管理员不一定懂，保存得不一定好。因为他们对这些东西没有感情，也不爱好。不在于多少钱，要紧的是对这些东西的理解，知道它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它是怎么制作的，用它来解释中国的工艺，解释中国的文化，解释中国的历史，这样更有意义，而不是要占有”。
《着迷》的作者解宏乾，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后一直在媒体工作，主要负责影视、文学、戏剧等领域的报道采访。曾在《北京青年周刊》及《国家人文历史》撰写收藏栏目。在《着迷》的后记中，他说自己是水瓶座，打小就喜欢收藏东西，也很爱听老先生们讲自己多年来的收藏故事，他觉得那些收藏家在谈到自己的收藏时，都有种返老还童的感觉，甚至平时话不多的，此时也滔滔不绝。他觉得现在的人们总是习惯性地把“收藏”和“投资”联系起来，听说什么升值了，就一窝蜂地去抢购，幻想着过个一年半载，价钱能够翻上几倍。就连电视台的收藏栏目都是在财经频道播出的，无论玉器，还是家具，只看材料，缺乏审美。
他说：藏家们为那些艺术品优美的造型而着迷，为那段不平凡的历史而感慨，为重拾曾被遗弃的文化而寻觅，这才是收藏的魅力所在，也正是因为这些艺术价值、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的发现，这些原本被人们丢弃的“废物”才被重新认识，并受人追捧，赋予其“投资”价值。他想用这本书传达一种收藏的态度，让收藏多一点文化，少一些铜臭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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