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昌近照。 解放军文艺社、春风文艺社1963年版《雷锋的故事》封面。 1963年3月5日，毛主席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发表，为配合毛主席伟大号召，春风文艺出版社与解放军文艺社联合同时出版的《雷锋的故事》，于同年4月中旬正式与读者见面，为当时学雷锋热潮起到了“教科书”式的作用。该书50年来，总计发行量为我国文艺书之最，20年前统计为2000多万册。被改成电影、话剧、曲艺、宣传画、幻灯、连环画等各种艺术形式，教育了几代人。还被译成蒙古、朝鲜、维吾尔等少数民族文本，以及日本、韩国等各国语言文本，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我作为本书的责任编辑，在该书出版50周年之际，看到许多人仍然阅读它，心情是非常激动的！回想当年编辑出版《雷锋的故事》这本书，当年的光荣感油然而生。 接受任务 那是1962年8月15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抚顺某部一位班长不幸因公殉职，从此雷锋这个伟大的名字和他一生的模范事迹，通过报纸、刊物、电台等媒体被传播开来，由抚顺市到辽宁省，又传布到全国，极大地激发了广大群众学雷锋、树新风的热情。为适应这个新形势，满足群众的学习需要，春风文艺出版社拟出版一本书，全面系统地介绍雷锋各个时期的先进表现，特别是在部队两年多的模范事迹。 1962年12月17日下午, 编辑室主任王大学把我找到他的办公室，叫我到雷锋生前所在部队和有关单位了解情况，包括阅览报刊上发表的有关文章，把所有的材料汇集起来后，提供给出版社领导参考，以便研究制订如何出书的问题。接受这个任务后，我心里非常高兴，感到很光荣。第二天大清早，我就到沈阳北站乘火车去了抚顺，找到了雷锋生前所在部队的驻地，向有关人进行了采访，而后又参观了部队所举办的雷锋事迹展览室，傍黑儿时才乘火车赶回沈阳。 当晚，在独身宿舍里，我躺在床上很难入睡，雷锋的事迹深深地感染了我。他入伍的那一年，正好是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春风文艺社做一名编辑。这次领导交给我这个了解和采访雷锋的重大选题，我觉得是对我的重视和信任，便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努力完成好这项光荣的任务。 偶当作者 经过对雷锋生前所在团、沈阳工程兵司令部、沈阳军区宣传部和文化部、辽宁省团委、报社等许多单位和个人的十几天走访，我搜集和阅览了大量材料，向出版社领导汇报后，出版社决定要出版一本书。 出书必须要有作者，领导要我接着物色人选，提出的两个要求是：一要熟悉部队生活，最好是了解雷锋本人情况的；二要有较高的思想水平和文字表达能力的。为此，我又到有关部队，还有团省委、报社、电台等单位寻找，骑着出版社公用自行车跑了两三天，也没有邀请到合适的作者，我们认为条件合适的，都因为工作忙抽不出时间来，结果落了空。 这时国防部已于1963年1月７日，授予雷锋生前所在部队四班为“雷锋班”的光荣称号，命名大会于１月21日在沈阳军区隆重举行。这些鼓舞人心的消息，为学雷锋活动在全国各地深入开展吹响了号角。而春风文艺社就在雷锋生前的部队身边，雷锋的先进事迹就发生在我们这块热土上，如果我们不能及时出书，给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全面系统的学习材料，是无法向党和人民交待的。 在找不到作者和书稿的情况下，一种使命感使出版社领导在1963年1月10日作出了一个新决定，委派我和老编辑潘照坤合作编写这本书。我马上把已经采访到的情况，向潘照坤详细地作了介绍，又把我搜集的材料交给他看。经过我俩认真讨论，初步拟出了一个书稿提纲，然后我们就分工各自写起来。经过18天日夜的努力，终于在春节除夕完成了草稿。这年春节放假3天，我没能回农村老家探望双亲，一个人住在独身宿舍里写，单位食堂节日不开伙，街上的餐馆和商店也都关门，我就事先准备了面包和大咸菜，权当每日三餐。潘照坤家住沈阳，在假日里，我们俩还互换审阅和修改一遍书稿。 正月初四（1963年1月28日）一上班，我们就把书稿交给了领导。社长审稿后指示我们要立即到雷锋生前所在部队去：一要进一步采访和搜集材料，使书稿更真实、更准确，更加丰富和完善；二要把这个初稿，讲给部队的同志们听，抛砖引玉，征求意见。 部队调研 第二天7点多钟，我和潘照坤在沈阳军区创作组组长崔家骏的带领下，乘火车去了营口市，原雷锋所在的部队已调到了这里。崔家骏是我们出版社社长的老战友，过去都是新四军的小鬼。此前我到军区采访，大多都是由他接待的，我们也还算熟悉。这次社长请他给我们做向导，是再好不过的了。 到部队后，团政委韩万金和副政委刘家乐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们对雷锋事迹非常了解，刘副政委就是负责培养雷锋这个典型的领导，更是了如指掌。他们和我们一起制订了采访计划，为了我们工作便利，还腾出了一个单独房间，进行集体座谈、个别采访。部队还派出一名战士，专门负责我们勤务事宜。我们在这里每天都工作到深夜，部队食堂还给我们送夜宵，对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关照得无微不至。 在部队我们住了7天，与雷锋班全体战士进行了多次座谈和个别采访，对团领导和营、连、排干部，以及其他许多有关战士，我们也都访谈过，根据几十个人提供的材料，我们进行了归纳和提炼，又重新制订了编写提纲，共拟24个章节，每章有什么内容，都搞得清清楚楚。同时我们还约定了三条写作原则：第一，以雷锋自己写的日记、自传、讲话录音、读书笔记为主要依据，把部队方面提供的新材料，作为重要的补充。第二，厚今薄昔，重点写好雷锋参军后的先进事迹，因事件较多，要归类记述。雷锋的家史、在学校读书、在家乡的工作情况，要以时序为线索写。第三，全书主题要体现出，在党的培养下，雷锋从苦孩子成为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的过程。要充分展示出雷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无私奉献的光辉形象。 临走前，团政委韩万金为我们召开了大型座谈会，会上我对部队给我们工作的大力支持和关照，表示了深情的谢意，同时汇报了我们拟订的书稿详细提纲，征求大家的意见。团领导对我们的工作和书稿提纲，给予了较高评价和充分肯定，希望我们能尽快出书给大家阅读。 在部队短短的7天里，我们接触了几十名部队的干部和战士，感到在他们身上都有雷锋的影子，都有一颗甘于奉献的红心，使我真正体会到他们就是我们国家最可爱的人。 书稿出炉 1963年2月5日下午，我们回到沈阳后，崔家骏说有急事要办，没能参加写作，在我们一再恳求下，同意写了《读毛主席书，听毛主席的话》一节。全稿拟定的24个章节，就由我和潘照坤分别执笔。经过6天6夜的重写，第二次修改稿又完成了，共有6万字左右，我们又彼此交换书稿，在文字上润色了一遍，又送给王大学重审。 王主任审阅后，谈了几点意见：一是这部书稿的责任编辑由王德昌担当；二是关于署名问题，叫我们俩把名字混在一起，拟出一个笔名；三是我们这次属于职务写作，不发给稿费。最后，王主任告诫我们说，这次写作属于正常的工作范围，没有稿费问题，不要有什么意见。 书稿报到春风文艺社社长黄洪年那里，不到两天就批准发稿了。1963年2月16日上午，书的清样由新华印刷厂打印了出来，之所以这样神速，因为题材重大，社长亲自抓，各个工作环节的负责同志都很重视，干部和工人的积极性也都非常高，全国第一本写雷锋事迹的书就这样迅速地面世了。 这部书稿是报告文学，写的是真人真事，记述的是雷锋这个伟大战士。按照有关规定，必须报送有关上级领导机关审批后，才能进行印刷和发行。1963年2月16日下午，领导让我把两份清样，分别送到了辽宁省委和沈阳军区的文化部。第二天，时任省委文化部部长安波通知我，他们不看书稿了，要我们听取沈阳军区文化部的意见，请他们负责审核这部书稿就是了。接着军区文化部也打来电话讲，他们昨天接到书的清样后，立即派一位徐科长，把清样就送到北京解放军总政治部去了，要我社等待消息。 北京送审 1963年2月19日，徐科长回沈后，向出版社领导传达两点意见：1.书的清样已送上级审读，还没有审定；2.解放军总政治部决定，该书要由春风文艺出版社与解放军文艺社联合同时出书。 1963年2月27日上午，沈阳军区文化部副部长丁洪来出版社，同黄洪年、王大学进行了面谈，会后，王大学把基本情况向我们进行了传达：1.书稿已审读通过，书名改为《雷锋的故事》；2.该书由我们出版社和解放军文艺社联合同时出版；3.出书后，春风文艺社发行东三省，解放军文艺社发行军内和关内各省；4.作者署名，部队两人：陈广生和崔家骏，地方两人：潘照坤和王德昌。 当时全国正处于学雷锋的热潮中，能与解放军文艺社合作出版这本书，发行量会更大，社会影响会更广，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群众学雷锋的需要。应该说这样的做法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军、地领导这个共同决议是非常好的。 春风文艺社领导为了尽快出书，已于1963年2月25日，派我去北京解放军文艺社了解情况，军社刊物主编许翰如热情地接待了我，他把我领到北京阜外大街马尾沟的解放军报印刷厂。我亲眼看到工人们正在用春风社书稿清样捡字，重新排版，还重新设计了封面，并增添了6幅插图，书名已改成了《雷锋的故事》，原作者的笔名变成了真名，在潘照坤和王德昌姓名前，增添了两名部队作者：陈广生和崔家骏。当时，我和许主编在军报印刷厂门外一个阴凉处，还共同写了该书的“内容提要”，其中特别强调了解放军文艺社与春风文艺社联合同时出版的承诺。 纸型回沈 对于这本书的出版，不仅解放军总政治部非常关心，中共中央宣传部也是非常重视的，为《雷锋的故事》一书即将出版，1963年2月25日，中宣部向各中央局、各省市党委宣传部门（转有关报纸）、总政治部、新华社发出了电报通知。中宣部这个文件，是在我社书稿清样打出来的第10天，解放军文艺社见到这个清样的第8天发出的，说明中宣部对这部书稿非常重视，把它当做全国人民学雷锋事迹的模本，也就是“教科书”式的作品了。作为该书的作者之一和责任编辑，我得知后感到十分的荣幸。 1963年3月1日，解放军文艺社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新书预告。1963年3月4日，我从解放军文艺社拿到了《雷锋的故事》的纸型，当夜就乘火车赶回沈阳，在车上总是怕纸型受损，越担心情绪就越紧张，夜间行车12个多小时，我一点困意都没有。 1963年3月5日8点左右，我从北京回到了沈阳，在车站广场上，从广播喇叭里听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的 题词，我的心情顿时就兴奋起来，我手里拿的《雷锋的故事》纸型，很快就要出书了，正好配合上了毛主席的伟大号召，这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情呀！回到出版社，我立即把《雷锋的故事》纸型交给了领导，然后才到街上找点吃的充饥。 出版暂停 让人没想到的是，这天下午2点左右，我突然接到许翰如从北京打来的电话，说雷锋少年时期的事迹有变动，书不能付印，纸型要封存，等候他们再一次的通知。听到这个消息，春风文艺社领导和同志们都很焦心，马上就派专人到印刷厂，把已经发去的纸型取回来，只有焦灼地等待了。 1963年3月8日，出版社又派我去北京，坐的是夜车第二天才到达，解放军文艺社又是许翰如主编接待了我。他向我讲这次停印，是因为雷锋的家乡湖南省在学习雷锋事迹时，有些群众提出了意见，省委宣传部组织人进行了调查，给中宣部写了一个报告：《关于雷锋同志幼年情况的调查报告》。说雷锋讲到父母兄弟和自己的情况，与当地一些群众知道的不太一样。如其父受过日本鬼子打，受过日伪警察打，造成内伤回家吐血而死，而不是死在外边；其母在家里吊死，不是在鬼节，而是在阴历8月11日，死后没有被扔到水塘里，而是被埋葬；其兄是当过童工，但不是因为机械砸断手指而死，而是因得了童子痨致死；当地没有放猪习惯，就谈不上与猪睡觉了；据讲雷锋母亲死后，雷锋成了孤儿，实际上是被六叔祖母收养，没有成为流浪儿，如此等等问题。 许主编还告诉我，根据湖南省宣传部这个报告，军委罗瑞卿总长和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对《雷锋的故事》都有指示：一定要实事求是地改过来，要有一个好作风，不能以讹传讹。罗总长还说晚一点出书也有好处。 1963年3月9日，解放军总政宣传部为此写给中宣部的报告中就《关于宣传雷锋事迹问题的报告》讲到：最近根据湖南省委宣传部在雷锋家乡的调查，发现对雷锋童年时期的报道，在个别情节上与事实有出入。为了保持我党实事求是地进行宣传的优良传统，和避免因个别情节的失实而损害雷锋的英雄形象，我们对今后进一步的宣传活动，提出以下意见： 1.目前，我们正会同有关部门，根据各方面的反映，对解放军文艺社正在编印的《雷锋日记》《雷锋的故事》进行审查和订正，这两本小册子不日即可出版发行。各地正在编印的有关雷锋事迹的各种出版物和宣传品（包括播录音、幻灯、图片、连环画，以及用雷锋命名的文艺作品等），凡是没有出版发行的，都应根据上述小册子进行订正。2.关于雷锋事迹的宣传，今后应该讲求质量，不要追求数量。在宣传内容上，应该着重宣传雷锋参加革命后的模范事迹，以及他的共产主义思想品质。对他的童年时期和他的一些亲属，不要过多地去做文章，更不要抢先发表未经核对的新材料。 中宣部于3月13日批发了这个报告，批示道：“我们同意总政宣传部《关于宣传雷锋事迹问题的报告》。现在转发给你们，请参照执行。” 再次修改 3月10日，许翰如领我去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宣传处，见到钱抵千处长，他也向我传达了罗瑞卿和陆定一及其他领导对书稿的批示，并发表了他自己对书稿的修改意见。钱处长讲：雷锋是一个平凡而伟大的人物，他是和平时代的英雄。我们抓住了这个典型是好的，宣传的效果也是很好的。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发表后，全国立即掀起了学雷锋的热潮。书稿的历史部分有些问题，我们实事求是，认真地改好，不会损害英雄的光辉形象的。宣传雷锋的态度一定要严肃，不能追求花样。作品不一定出版很多，重要的是质量问题。乱出花样不是宣传雷锋，而是糟蹋英雄人物。过去在宣传雷锋上有些出入，责任不能推到雷锋身上，对雷锋本人的光辉形象是不能损害的。 按照中宣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领导的指示，1963年3月14日夜，解放军文艺社许翰如同我乘车来沈阳。沈阳军区文化部早已知道许主编要来，已组成了3个书稿核查小组。1963年3月18日，3个书稿核查小组分赴营口、鞍山、辽阳、抚顺、铁岭等地。我同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军区《前进报》的记者，还有军区黄处长去的是辽阳、鞍山、弓长岭一线。3月23日，在沈阳工程兵司令部会议室，召开了书稿核实会，听取3个小组的核查汇报，会后我和潘照坤根据大家提出来的核查意见，又进行了一次较大修改。于3月26日改完稿后，当晚许翰如同志就将书稿带回了北京，最后经由总政宣传部钱抵千处长同意，才再一次付梓了。 终于付梓 1963年4月9日，春风文艺出版社接到解放军文艺社打出纸型的通知，立即派我当夜起程赴京取纸型。第二天下午6点多钟，我从解放军文艺社收发室拿到纸型后，当天晚上又乘火车赶回沈阳，30多个小时的奔波，毫无倦意。4月11日8点多，把《雷锋的故事》纸型交给领导后，浑身顿觉轻松了，心里充满了愉快，如释重负一般。 《雷锋的故事》出版已经50周年了，我作为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和编写者之一，回想起那段美好的时光，现在仍然是激动不已。 （图片均由王德昌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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