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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岁的曹灿精神矍铄，这或许应该归功于他播讲了50年的《小喇叭》
见到曹灿之前，记者一直在怀疑传闻的真实性———网络上查到许多关于他的资料、报道，写作者多用惊叹的笔触描写这位76岁长者的容貌，说他看起来是如何年轻，甚至连白头发都没有。把这句话转述给他，曹灿哈哈笑着摸头：“还是有一些的。”
他的确精神矍铄，黑发茂密，会用电脑，也能用手机熟练地发短信。这些，都不像年过七旬的人，更不像一位癌症患者。
2004年，曹灿仍然频繁登台演出，多的时候一天三场。某天突觉胳膊疼，到医院检查，确诊淋巴癌。后来的事情，他写了首《患癌有感》：“上天眷顾，赐我癌症，恶性淋巴，腋下谋生，切掉主恶，尚遗小凶。入院化疗，一个疗程，小凶逃逸，无影无踪……”大病居然就这么好了，曹灿得意地又赋诗一首，总结自己的养生经验：胡吃闷睡，没心没肺，与世无争，活着不累……
这样开心的生活，也许和他的工作有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王牌节目《小喇叭》开播50多年，他也当了50多年的“曹灿叔叔”。整天给孩子们讲故事，与欢笑童真为伴，曹灿的格言是“嘻嘻哈哈，多活几岁”。
曹灿.1932年12月生于江苏南通，著名播音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上个世纪50年代起涉足广播领域，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喇叭》节目中播讲过数百个故事，被孩子们称为“曹灿叔叔”。在中央和地方广播电台播讲的长篇小说达三十余部，如《艳阳天》、《播火记》、《李自成》、《少年天子》等。1984年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列为“十大演播艺术家”，1991年被评为“听众最喜爱的优秀演播艺术家”。
50年不改口的“曹灿叔叔”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这句清亮的童声开场白，几乎每个人听到都会觉得耳熟，因为《小喇叭》开播至今，已经悄悄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时光。
1956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决定筹办一档少儿节目，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话剧演员曹灿就在此时加入了节目组，成了业余时间来客串的播音员。当时新中国的广播事业还处在起步阶段，电台频道少，节目也少，几乎没什么之外的内容。电台的工作环境也很简陋，“录音条件很差，”曹灿说，“在西单附近的石碑胡同，夏天很热，就靠一个呜呜响的电扇降温，录音时就得关了它，满头大汗。”
曹灿负责在节目里给小朋友们讲故事，做这项工作的播音员还有孙敬修和康瑛。孙敬修是播音界的老前辈，“解放前他当老师，就给孩子们讲故事。”曹灿说，“孙老比我们年纪大很多，当然就是‘孙敬修爷爷’。”康瑛比曹灿也大几岁，在节目里叫“康瑛老师”，也叫“故事阿姨”。辈分排到20来岁的曹灿这里，就有了后来成为标志性符号的“曹灿叔叔”。这称呼一直喊到现在，趴在收音机前听故事的小朋友都换了几拨儿，曹灿还是“曹灿叔叔”。
“我跟节目组提过，我说原来叫我叔叔的人都当爸爸了，他们的孩子还叫我叔叔，这辈分不对，得改改。”曹灿乐呵呵地说，“他们说不行，孙敬修是爷爷，你这个叔叔不要变，顶多给你升一格叫伯伯。可伯伯跟叔叔也是一辈的，干脆就不改了。”
1956年9月4日，《小喇叭》正式开播。每天下午16时开始，全国的城市、乡村，无数台收音机和当年遍布街头的高音喇叭，都会传出曹灿叔叔讲故事的声音，这让曹灿颇有成就感。早期的故事主要取材于中国传统文化和民间传说，后来慢慢加入一些现代童话和寓言，还有革命英雄事迹。“我们的思路就是对孩子进行道德品质培养，选择的故事基本都要求有一定的教育意义。”曹灿说，“比如古代有很多和小孩儿有关的动人故事，司马光砸缸、孔融让梨等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当时有二三十个人，负责编辑、采访、创作，很多故事就出自他们笔下。曹灿一般下午去录音，一次录四五个故事，留着慢慢播。上午和晚上，他还要在剧院里排练、演出，“电台的工作也不能算兼职吧，当时叫聘请，就是临时约你去录音。开始偶尔去录，几次以后他们觉得这人讲得不错，听众欢迎，就经常叫我去，慢慢固定下来。”每次拿到的故事稿五花八门，曹灿说他比较喜欢播讲的是“打仗的故事”。“有枪有炮，可以用口技模拟那些音效，机关枪突突突的，类似于现在的动作片嘛。这类故事比较好玩，孩子也爱听。”
《小喇叭》伴随了近三代人的成长，在五六十年代是中国大陆惟一的少儿广播节目，其覆盖面和影响力极大。节目内容除了故事，还有儿童歌曲、广播剧等，一些家喻户晓的文学作品和历史故事，如《西游记》、《老革命家小时候的故事》、《高玉宝的故事》等，都曾经通过《小喇叭》传播到千万少年儿童心里。
1981年，曹灿为孩子们表演讽刺诗《爱说大话的公鸡》
《小说连播》火爆民间
曹灿的播音生涯，除了和《小喇叭》有关，还有一档同样著名的节目，就是《小说连播》。
《小说连播》的历史更加悠久，可以追溯到1947年，东北解放后，便有播讲书籍的语言类节目出现在广播电台发送的电波里，有广播文艺史的研究者认为这就是最早的《小说连播》。到了十年浩劫时期，电台被政治宣传口号占据，《小喇叭》和《小说连播》都停播了。“我们都下乡改造去了，大喇叭里一天到晚都是最高指示，过去大部分文艺节目都是毒草。”曹灿说，《小喇叭》也成了“毒草”，因为里面讲过很多古典文学故事，算是“封建主义思想”，于是很多节目磁带都销毁了。“书架上也只能有一本书，就是《艳阳天》。”
“所以你可以讲这个书嘛。”记者说。
“后来我就开始播《艳阳天》了。”曹灿大笑，“不过那还不是最早的。林彪垮台后，电台开始松动，可以讲故事了，最先恢复播出的文艺节目是《小喇叭》，后来才是《小说连播》。”当时正跟随部队劳动的曹灿接到通知，让他去接受上级审查。“看曹灿这个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什么问题没有，审查完了发现我不是造反派，身家清白，就可以恢复工作。”《小喇叭》复播的第一个故事就是曹灿讲的《半夜鸡叫》，“给孩子听的，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不过由于文艺节目太少，很多大人无聊时也跟着听。到粉碎“四人帮”以后，曹灿就开始在《小说连播》里播讲《李自成》、《艳阳天》。
80年代是《小说连播》最火爆的时代，群众娱乐形式单调，没有歌厅、舞厅，连电视机都罕见，只有收音机最时髦。有人跟曹灿开玩笑，说你把电台都包了，曹灿茫然，后来发现到大街上一走，家家户户都能听见自己的声音。原来《小说连播》在中央台和北京台都有，每天中午12点半中央台开讲，下午13点整北京台接上，到16点换回中央台听《小喇叭》，18点30分还是《小说连播》，其他时间北京台也有重播。“可不是一天到晚都听我的嘛，碰巧了。”
在曹灿看来，《小说连播》跟评书不一样，在广播节目里属于两个不同的品种。“评书是用表演者自个儿的话来讲，我们播小说得按照原作者的本子来，尊重人家著作权。”不过在表现手法上，曹灿吸收了评书的一些技巧，把朗诵和评书结合起来，表现力更强。“叙事时用‘说’的方式，描景抒情用‘诵’，比较适合中国听众的胃口。”曹灿认为，这是自己总结出的一条“民族化”道路，雅俗共赏。
为了流畅通俗地播讲，曹灿下了很多案头工夫，他起身去书房拿来一本当年播音用过的书稿给记者看，书页上用红笔密密地勾画着很多标记，有删掉的段落，也有修改的词句。比如“心中的”改成“心里的”，“尚有三四里处”改成“还有三四里的地方”。“听书和看书不一样，你可以慢慢看书，可一听你啰嗦人家就烦了。”
曹灿成了播音明星，收入倒没享受到“明星”的好处。“搁现在可不得了，肯定赚足了，当时哪有挣钱那一说呀。”曹灿说，录一期节目能有两三块钱的劳务费，这钱还不能立即到手，需经电台编辑做单子，报财务科审批，批下来再通过邮局汇款，几经周折，好容易拿到钱，还经常上交。“交给剧院啊，为了表现自己积极嘛，想的是国家已经给我工资了，这个播音是额外的钱，应该上交单位。”曹灿笑言，单位领导说这钱先“搁着吧”，最后还是又退回到自己手里。
“曹灿叔叔”的童年，是在日寇铁蹄下度过的，这使得他经常在少儿节目里对孩子们感叹：“你们的生活太幸福了。”
上世纪30年代在南京，曹灿家住的地方属于商业区，沦陷后日军对老百姓生活的骚扰倒不敢太多，只是那种压抑屈辱的感觉很强烈，“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抬不起头，日本人反而高你一头。”学校里也有日本小孩，很是嚣张，经常欺负中国学生。等到日本战败，小曹灿们就开始反击了：“以前他们欺负我们，日本投降以后就倒过来了，我们看见日本小孩就打。”小曹灿还做过最危险的事，就是跑到日本宪兵司令部墙外，书写抗日标语。“宪兵司令部对面有一个照壁，前面有一排小松树林子，我们钻灌木丛里玩，就偷偷往墙上写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写完就跑。”曹灿说，“幸亏没被逮到。”
1951年，曹灿考进了位于北京的华北人民革命大学，这是当时设立的一所专门培养干部的学校。因为建国初期急需人才，这所“大学”学制只有7个月，毕业就分配工作。“我们也不分专业，学的就是思想改造，让你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政治经济学，用这些基本知识武装起来，就派到全国各地去搞建设。”曹灿在学校里是文艺积极分子，能唱会跳，结果别的同学都“当官”去了，他就被分到了文工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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