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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云：“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套用这个句式，还有一个人我们大约也可以这样形容：“凡有华人处，多能道金庸。”武侠小说这个小说品种曾经被胡适等权威学者长期鄙视，到了金庸手中大放异彩，不仅家喻户晓，读者遍及各个阶层，更引起文学专业研究者们的关注，严家炎先生的《金庸小说论稿》、陈墨先生的“金庸研究系列”等专著，以及各类硕士、博士论文共达数百种之多，最终名至实归，在文学殿堂中占有一席。一个会讲好故事的人
金庸先生一直谦虚地称自己是一个讲故事的人，但是任何人都不会否认，这个讲故事的人太会讲故事，太吸引人了！《射雕英雄传》中的大漠争雄、华山论剑；《神雕侠侣》里绝情谷外十六年的守候；《倚天屠龙记》中，明教群雄白衣如雪，伴随着蝴蝶谷里“焚我残躯，忧患实多”的歌声，毅然奔赴反元起义战场的慷慨场景；《天龙八部》里，少林寺前，燕云十八骑飞驰而来，萧峰面对天下英雄，出手一招就击退洋洋不可一世的星宿老怪，夺回被擒的阿紫，那是何等的盖世英雄气概……
还是这个讲故事的人，引用一句元好问的“问世间，情为何物，只教生死相许”，就令千万少男少女热泪盈眶，感念低回不已；说上一句“人生不如意事，十居八九”就令多少人能够坦然面对人生、事业的不如意；随便舞上一套“躺尸剑法”，耍上几招稀奇古怪的“落泥招大姐，马命风小小”、“忽听喷惊风，连山若步逃”，就让读者莞尔之余，觉悟人心之险恶与刻毒……又是何等的打动人！
他讲的是故事，是传奇，但实际是讲人性、讲人生，正如他在新修版序言中所写的那样，“我写武侠小说，只是塑造一些人物……小说作者最大的企求，莫过于创造一些人物，使得他们在读者心中变成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小说是想创造人物、创造故事，以及人的内心世界……我写小说，旨在刻画个性，抒写人性中的喜愁悲欢。”
他又说：“我在创作这些小说时有一个愿望：‘不要重复已经写过的人物、情节、感情，甚至是细节……大致说来，这十五部小说是各不相同的，分别注入了我当时的感情和思想，主要是感情。我喜爱每部小说中的正面人物，为了他们的遭遇而快乐或惆怅、悲伤，有时会非常悲伤。’”以这种态度去写故事，写人物，个人感情诉诸笔端，于是我们幸运地有淳朴诚厚的郭靖、绝顶聪明的黄蓉、让多少人误终身的杨过、顶天立地的英雄萧峰、痴情种子段誉、潇洒不羁的令狐冲，以及豪迈枭雄任我行、伪君子岳不群等形象各异的鲜明人物，陪伴着我们消磨阅读时光，而故事中的爱国、忠诚、诚实、友爱、平等、宽恕等做人的优秀准则，更时时闪耀着光芒，照射着每一个读者的内心。这样的故事怎能不好看？人物又怎能不感动人？
一个不断追求完美的人当金庸小说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现身大陆图书市场后，立刻洛阳纸贵，一书难求。记得那时一部《书剑恩仇录》，在兄弟姐妹和长辈十数人间传看半月之久。再以《射雕英雄传》为例，某出版社的书面印数即达三十万册，而在1984至1985年间，该书由不同出版社出过7个版本，总印数超过百万册，这还不包括私自增印的数量。类似的情况并非只有《射雕英雄传》一部书，而全部十五部金庸小说显然是不能满足市场需要的，于是街头书摊上金庸二字满眼在，翻开很多不好看，不禁令人感到困惑，作者的写作水平怎么在不同作品间相差如此悬殊？
这样的情况倒并不是只发生在大陆，金庸先生曾说：“我写这套总数三十六册的《作品集》，是从1955年到1972年，前后约十五六年……出版的过程很奇怪，不论在香港、台湾、海外地区还是中国大陆，都是先出各种各样翻版盗印本，然后再出版经我校订、授权的正经本。”有这样的经历其实并不是坏事，海内外读者看过盗印本后，还愿意购买、阅读正式版本，恰可以证明金庸作品受欢迎程度之高。
金庸的武侠小说在读者中能够有这样的影响力，除了存在上述理由，还得益于他对于小说创作持续追求精益求精的态度，这在所有武侠小说作家甚至纯文学作家中，是十分罕见的。自1955年2月他在香港《新晚报》上连载处女作《书剑恩仇录》，到1972年9月《明报》上结束《鹿鼎记》连载，每一部小说都是在连载完成之后，再出版单行本。在每部小说的出版过程中，金庸都会对原来连载行文中的微小疏漏进行修改。从1970年开始，他对过去的十三部作品进行了逐一的修订，小到遣词用字，大到人物、段落和情节，删的删，增的增，大动手术。修订后的作品，他仍然先放在《明报晚报》等报纸上连载，然后才结集出版单行本，这就是著名的金庸小说修订版。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流行大陆，引发武侠小说热的就是这个版本。时至今日，金庸小说仍然受到很多读者的喜爱，并且成为大中学生的课外读本。金庸小说研究已经成为一门新的显学——“金学”。
人生至此，一般人通常已经满足，但金庸却并不满意，他在1999年又一次开始了对自己小说的第二次大规模修订，又一次对自己的作品出刀。这次修订历时七年，方告全部完成。对于第二次修订，读者和学术界反响不一，拍掌叫好者有之，不同意的声浪也不低，甚至可能还要高一点。其实针对第一次修订，就存在不同意见，比如金庸的好友，曾经写过《一看金庸》、《二看金庸》到“数看金庸”的香港作家倪匡，就根本反对做第一次修订。
这二次修订究竟是成功还是失败，仁智互见，但他敢于直面读者和学者的考验，再次修改自己得享大名、广受读者追捧的作品，这种与时俱进、追求完美的勇气，无疑是令人激赏和敬佩的，尤其出自一位年过七旬的老翁。
人生传奇在明报梁羽生先生在世时曾回香港做过演讲，他说早知道有一人写武侠小说会比他好，那就是金庸。梁先生果然法眼无差，不过他或许没有看出金庸会成为一个成功的报人，写出一段真正的人生传奇。
金庸原来供职大公报系统的报纸，写武侠小说本是副业，谁知越写越受欢迎，当《射雕英雄传》一出，更是大获成功，声誉鹊起。那时，他就意识到自己作品的商业价值，加上形势的变化，促使他毅然走上了创业之路。创业之初，金庸与合伙人沈宝新的计划只是出一份小说杂志。筹备过程中，他们听取了报贩的意见，转而决定改出一份日报，起名“明报”，取明辨是非之寓意。谁知竟然意外地一语说中，后来明报的发展与壮大，与这个“明”字息息相关。
虽然金庸已经是从业多年的资深记者，对报业十分熟悉，但《明报》的创立仍然让他吃尽苦头。金庸的武侠小说当然受欢迎，版面上还有其他武侠名家的很多作品助阵，但是初期的投资消耗很快，销量仍不如人意，后来，他干脆又把自己的五万元积蓄拿出来，全部投入《明报》，结果一年下来，初期的全部投资十万元几乎耗尽，直到当年的圣诞节才略微赚到一点钱，此后也不过属于惨淡经营。据说最困难的时候，金庸曾经用与台湾武侠作家打麻将赢来的钱，支撑《明报》的运营。即使如此，金庸也不改初衷，坚持走自己的路，终于迎来了转机。1962年爆发的所谓的“逃港潮”，《明报》采用公正的态度，站在人道的立场，从香港本地角度进行了客观的报道，在当时一应报道中脱颖而出，《明报》从此慢慢走向坦途，从一份香港地方小报成长为一份知识分子喜爱的报纸、一份海内外知名的大报。金庸也成为人生的赢家。《明报》的成功，金庸的小说固然有功，但金庸每天撰写的犀利、睿智和颇富远见的大量时评与社论，却是厥功至伟。
一位卓越的时评政论家“巴勒斯坦难民的生活没有妥善的安排，中东的僵局终于是无法打开，什么方式最为公平合理，而又实际可行？”
“我们以为最佳的办法是：第一，承认以色列国家的存在，国际承认（包括各阿拉伯国家）其原来的疆界；第二，以色列退出在六日战争中所占领的阿拉伯国家领土；第三，在这些以军撤出的土地中，割出一块地方来，成立巴勒斯坦国，让流亡在外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建立自己的国家……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建国后，和以色列和平共存，中东才有持久和平的可能。”
对今天的读者来说，上面这几段话不过是今天现实的描述。虽然今天的中东仍然硝烟四起，没有实现永久的和平，但巴勒斯坦国已经于1988年成立，而金庸这篇社评发表在1972年9月11日的《明报》上，整整早了16年。除了关于国际事务的，有关大陆的精彩社评同样有很多。
虽然金庸一手撰写着时评社论，纵谈世界局势，分析各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动态，点评政治人物，同时一手写着他喜爱的武侠小说，但两者之间并不出现混淆。金庸自己也说：“我在写武侠小说的同时，也写政治评论，也写与历史、哲学、宗教有关的文字，那与武侠小说完全不同。涉及思想的文字，是诉诸读者理智的，对这些文字才有是非、真假的判断。”
金庸也许是谦虚，也许是没有真正意识到，以他所具备的史识洞见、对社会民生的关切以及对政治的敏锐洞察力，在他以生花妙笔来写武侠小说时，难道不会有意无意地体现在小说情节和人物身上吗？当绝顶武林高手萧峰面对数百武林群豪，仅以最普通的太祖长拳就打得数名高手落花流水，威震聚贤庄，如此举重若轻，挥洒自如，若非功力足够强大，曷克致此，又何足道哉！
一位电影理论家和优秀翻译金庸创立《明报》，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是时势造英雄。其实他当年真正喜欢的是电影和文艺，志愿是做个文艺青年，以电影为终生职业。
在大公报工作期间，他和刘芃如、周瑜瑞等几个年轻同事有意共同创办一份“文艺性和学术性的杂志”。他们不准备在杂志中讨论政治，只是介绍外国的文艺作品，包括小说、散文和诗，也包括图画、音乐、电影、戏剧和舞蹈。这份杂志没有办成，但是这些内容后来却在《大公报》的《三剑楼随笔》专栏（与梁羽生及百剑堂主轮流执笔）中得到呈现。
尤其是电影。电影是金庸的最爱，早在1953年，他就以林欢为笔名，为长城电影公司编写剧本《绝代佳人》，并获评大陆文化部优秀影片。1957年他干脆离开《大公报》，加入长城电影公司，既编写剧本，又填词，还与人合作，导演过多部电影，如《有女怀春》（1957）、《王老虎抢亲》（1959）。编写的剧本则有《兰花花》、《不要离开我》和《午夜琴声》等。此外，他以林欢之名在《长城画报》上发表过几十篇电影评论，涉及电影创作乃至拍摄技术的各个方面，是真正的电影理论家。
金庸1948年加入大公报，是在数千人的考试中脱颖而出方被录用的。入职后的工作就是收听英语电讯广播并翻译成中文，他的英文造诣可见一斑。编务之余，他翻译了不少外国的作品，比如译自美国著名记者贝尔登长篇纪实报道的《中国震撼着世界》书系，笔名乐宜；译自大仲马小说《蒙梭罗夫人》的《情侠血仇记》，笔名金庸；还有《开夹万专家》翻译的是美国小说家达蒙·鲁尼恩的短篇小说。
金庸的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尤其是那些精彩的时评政论，只是他的武侠小说光彩四射，遮蔽了那些闪耀金庸智慧光芒的“涉及思想的文字”。
金庸刚刚西归道山，2018年10月30日对所有现在的与曾经的武侠小说读者来说，都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书不尽意，却也不必再书，想起冯其庸先生当年写给金庸的诗句，截其颈联和尾联，作为本文的结语：
英雄事业春千斛，烈士豪情剑一双。
谁谓穷途无侠笔，青史依旧要评量。
（原标题：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来源：北京晚报看到此处说明本文对你还是有帮助的，关于“金庸的多面人生：一个会讲好故事的人 一位电影理论家和优秀翻译 北晚新视觉”留言是大家的经验之谈相信也会对你有益，推荐继续阅读下面的相关内容，与本文相关度极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