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蓓蓓
我1977年出生，属于跟改革开放一起成长的一代。
童年时，家里几乎没有拍过照片。我四岁生日那年，村里来了个照相的，妈妈狠了狠心，花了一块两毛钱，让我和姐姐拍了张黑白照。那天，妈妈特地请来村里最灵巧的婶娘帮我和姐姐打扮：姐姐的短发涂有明亮的发油，我头上抓着两个小发髻。我俩穿的半截袖，是用绿色的确良加上彩色花边做成的。两条红绸裙子是妈妈用红绸被面剪裁出来的，平常压在箱底，那天翻出来穿上时皱巴巴的。姐姐穿着自己粉色的凉鞋，高高兴兴的；我的绿凉鞋是从邻居家借来的，有些大，但能穿上拍照也很高兴。童年那张珍贵的照片，着实让人高兴了好几年。
上初中时，照相馆会定期到学校给学生拍证件照，每拍一次3元。也许是童年时很少拍照的缘故，每次学校有人来拍照，我都会省去好几天的菜票钱，去拍一版一寸大头照。初中时，照片中的我是个“假小子”：妈妈嫌我头发长，太费家里的洗发膏，就毫不犹豫地拿着刮刀将我整成齐耳贴头皮的短发。
上高中时，已是20世纪90年代，村里已经有人买了胶卷相机。那时进照相馆拍一次彩色照片5元，大家进照相馆的机会比以前多了。因为上重点高中，妈妈给我买了两套新衣服，但我老爱穿旧衣服：红花花上衣，黑色脚蹬裤。在灵宝一高，学习不好却穿着新衣服，会被大家耻笑的。不过趁着寒暑假，我们会换新衣服，骑着自行车跑到函谷关，拍些留念照。高考结束后，我们像冲破笼子的小鸟，拿着相机跑遍了灵宝市的山山水水，在这期间的照片，慢慢已经有了多种色彩，居然装满了大大小小五六个相册：墙上、镜框里、玻璃板下，都是我照片的汇聚地。妈妈常常感慨说：“照那么多照片，你吃喔——”
去郑州上大学后，同宿舍的女生就有台胶卷相机。关系好的女生隔三岔五地出去拍照。一个胶卷18元，冲洗一次12元，每次能冲洗出三十五六张照片。学校门口是个大型的彩扩中心，晚上送过去的胶卷，第二天就能全部冲洗出来。我们穿着五颜六色的漂亮衣服，去郑州各大景点拍照，去模特走步的T台拍照。实习期间，我们去了白沙水库、少林寺、嵩阳书院等地，喜怒哀乐都有人忠实地拍下来，拍照便成了家常便饭。20岁生日时，我在学校门口的照相馆拍了平生第一次艺术照：那张戴帽子的黑白艺术照，亲朋好友看了都说像明星。那时，我也第一次留起了过肩的长发，买了方格格背带裙，留着淑女头，终于在照片中像个女孩子了。在郑州上学时，每半个月给家里写一封信，信里都夹有我的照片。看照片，也成了家人极大的乐趣。
2006年上班后，我买了第一台小傻瓜相机，拍照更方便了，不用花钱买胶卷，每次拍照都可以拍到几百张照片，回来后，我再在电脑上精心挑选，挑选出精彩的照片保留下来。不用买信封和邮票，通过电子邮件，我将好的照片精心配好文字，发到全国各地的报纸上。已过而立之年的我，悄悄买来泡泡袖、长纱裙、旗袍、汉服藏在衣柜里。空闲时，我将相机调成自拍模式，画上淡妆，穿上自己幼年梦想穿的各种款式衣服，自己给自己拍出心仪的照片，再制成电子相册，上传到QQ空间里静静欣赏，怀念已经逝去的青春。
这些年，我拥有上万元的单反相机，拍出的照片效果更好了。脾气相投的几个朋友出去拍照时，车的后备厢里放着各种纱巾、伞、裙子等，那些道具够得上电影拍摄的阵势了。最近，刚换了个新手机，我惊喜地发现，它携带非常方便，具有相机拍照的各种功能，甚至可以拍出3D照片，于是有事没事，便拿着手机练练。我琢磨着，有空回老家时，拿手机帮家人拍拍照，帮婆婆和妈妈美美颜，70多岁的人了，让她们也美美过一把照片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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