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作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其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对于化民成俗有重要的教化意义。
“仁义礼智”是在《孟子》一书中集中提到的。“仁之实事亲（亲亲）是也；义之实从兄（尊长）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背离）是也。” 又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孟子·告子上》）
下面我就从戏曲文化里撷取一些例子来说明戏曲在化民成俗，使“仁义礼智信”深入人心，如何做人这方面的教化意义。
先来看看《铡美案》这出戏中的“仁义礼智信”。上面我们说了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无论贵贱，人皆有之。在这出戏中，贵如包拯、王延龄，贱如张三阳、门官等，皆有恻隐之心。由此发端，便生出礼、生出信、生出义、生出智。由此扩充，仁就不断生长、建立。不同的生命、不同的造化就开出来了。即便是陈世美，也并非没有恻隐之心，但他不能扩充，遂被利欲熏心，富贵迷眼，”既得人爵，弃其天爵“最终落得一个被铡得下场。
“仁义礼智”四字，每个字拿出来都是个大话题。《铡美案》虽有艺术加工的成分，但也是依托北宋这样一个历史背景。而一个历史朝代，一个社会制度就有了大的礼的框架。上面我们说了”恭敬之心，礼之端也“无论上下，人皆有之。“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而在戏曲文化中，一个“礼”字更是随处可见。此之谓礼乐教化。
“仁义礼智信”的“信”字是到了西汉，董仲舒加上去的。其实在孟子之前“仁义礼智”并提的是孟子的老师子思子。我们知道《中庸》是子思子写的。他还有另一篇著作，叫做《五行》。是指的“仁义礼智圣”五种德之行。《论语》中说”人无信不立。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又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董子把“信”字加在“仁义礼智”之后也并非没有凭据。但观孟子夫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的境界，显然子思子的“仁义礼智圣”更是君子道的追求。当然对于普罗大众来说，“仁义礼智信”又比“仁义礼智圣”更通俗易入。毕竟圣的境界非众人所能识。
但是“大道至简”，天理自在人心。圣，虽难言；义，人可知。由义又生智。智仁勇（义与耻与勇关系密切）三达德，正是儒家所追求的。在戏曲文化中人物的刻画、故事的展开往往是智仁勇交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浑然一体。从而惩恶扬善，达到教化大众，净化风俗的作用。
我们再从其它戏曲案例中捡取若干体现“仁义礼智”的例子。
比如《锁麟囊》一戏突出体现了“仁”字与因果。《钓金龟》一戏突出体现了“仁孝”，《四郎探母》一戏突出体现了“仁孝”与“礼”字。《将相和》一戏突出体现了“仁”字与“义”字。《锁五龙》、《击鼓骂曹》、《谢瑶环》三戏“义”字更为突出。《空城计》、《智取威虎山》、《沙家浜》三戏“智”字更为突出等等。
综上所述，戏曲文化里的“仁义礼智信”俯首皆是，一个个优秀的剧本，经过一代代优秀的艺术家的表演与传唱，使得“仁义礼智信”的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精神智慧得以在民间传承与发扬。正所谓为“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
转载：我的生活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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