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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行走丨 漫漫西口路之：包头 上
老包头，主要是东河区，与走西口确实有不解之缘。从晋陕冀千辛万苦走西口奔着的目标就是包头，从包头到蒙古及恰克图等其他地方，这里是聚集处也是集散地，更是孕育 500年晋商繁荣的摇篮，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萌芽的温床。——郑少如西口文化研究会会长：《走西口与包头》
包头，位于中国正北方内蒙古自治区中部、阴山山脉中段、黄河“几”字湾上端中部北岸；三处重要地理坐标中部，必然有其特殊意义价值：一是华北与西北之间的重要枢纽，二是勾通北方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交通要冲，三是中国三大移民运动之一“走西口”的重要目标和商贸集散地，四是环渤海经济圈和沿黄经济带腹地。
我在其中部山区生活工作的半个世纪多，向四面八方行走，上学进修、搞土地草原普查、考察野生植物动物、采访民间故事、走访藏传佛教寺庙、了解地名来源、探寻长城和古迹遗址、体验民俗文化风情、到草原荒漠旅行、参观边贸和与蒙古国东戈壁省交界哨所……还越出其27768平方公里面积之外，经“东口”、“独石口”、“古北口”到山海关，往南重走“西口”路，行走敕勒川同河套平原，翻过贺兰山到阿拉善腾格里沙漠。
这样走出“此山中”之局限，去重访、探索、怀念、沉思，去寻找失去的“乡愁”。这不同于当下用滥滥用之“乡愁”，而是被时代抛弃遗忘的乡村灵魂和“初心”，是现时缺失的潜藏于土地、人民中的本真和深层文化渊源；同时唤醒我被遮蔽麻木的心灵与直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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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经包头段是人类较早活动的地方，有古人类文化遗迹10多处。最早的是东河区东15公里处的阿善沟门格膝盖沟的新石器时代村落遗址。
据载，到春秋战国时期，今包头地域土著先民曾称土方、鬼方、犬戎、匈奴等。最早迁入的汉族是在赵武灵王时期。赵武灵王打败林胡、楼烦，然后“邯郸命吏大夫奴迁于九原。”九原即今麻池一带。武灵王在修筑赵长城的同时，选择了包头地区这片黄河较为稳定的渡口，修建了九原这个军事据点。在城中屯有重兵，并迁徙大量内地官吏、大户的部属充实边境，屯垦农田，使之逐步成为赵国西北部的军事重镇，有效地保障了赵国西北部地区的平安。
秦汉时期，又多次迁汉族至包头故地。公元前215年，秦始皇令蒙恬发兵30万驻河南地（河套平原及以南），因河为塞，筑44县城。然后“临河徙适戍以充之。”“迁榆中（河套、包头）三万家，拜爵一级。”秦在今包头故地设九原郡九原县，也是我国最早设置的郡县之一。秦亡后，包头故地又被匈奴占据。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汉武帝派卫青率大军进攻久为匈奴盘踞的河南地，这是西汉对匈奴的第一次大战役。此战大获全胜，完全控制了河套地区。因这一带水草肥美，形势险要，汉武帝在此设朔方郡（今内蒙古杭锦旗西北）、五原郡（包头），从内地迁徙10万人到这里定居，还修复了秦时蒙恬所筑的边塞长城和沿河的防御工事。
王莽时期又“募天下囚徒丁男甲卒三十万人转众郡……长吏送自负海江淮至北边”。
包头有移入的移民，也有移出的移民。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南匈奴被东汉移至今河套、包头等地，之后，秦汉迁入包头故地的汉族又都迁回自己的老家。曹魏时期，包头故地等处的匈奴1万户也被迁至山西。
北魏时期，鲜卑族入驻包头，还将敕勒族迁至敕勒川一带。北方六镇起义后，起义人员又随军至河北、山西等地。
五代后，辽设云内州，直至金元。
唐朝时，设中受降城在包头，再次迁徙汉族至黄河北。辽又“徙其民于阴山南”，至元代，汉族仍不断迁来阴山南北。元初，包头地区即有商贸活动，出现轻工业。
明朝政权建立后，朱元璋无力对付北方强大的蒙古族势力，将东胜州（托克托县）、云内州（土默特左、右旗）、丰州（阴山南）等地14万户迁至朱元璋老家安徽凤阳。后土默特成为阿拉坦汗的驻牧地。隆庆五年1571年，阿拉坦汗与明朝政府实现了互市，使蒙汉民族间一直处在和平交往的环境中。山西、陕西等地的农民、城市贫民和手工业者以及戍卒，因不堪官府的压迫和地主阶级的剥削，便纷纷迁入包括包头在内的漠南蒙古西部地区。还有农民起义者、白莲教徒等明王朝通缉的犯人等，也纷纷逃至漠南蒙古地区。这些汉人迁入后，建立村舍蒙古语称作板升、开垦农业。而且手工业、商业也随之有了一定的发展，生活日用大都能够自行生产，不全是依赖长城以内的供给。人们通常对土默特地区的农业生产叫作板升农业，反映了土默川一带农业的发展和定居村落的关系，进而使土默特地区出现了城郭。阿拉坦汗与明王朝建立互市关系以后，汉族人口大量涌入。
清朝建立之后，对漠南土默特部时时提防。清政府把漠东科尔沁部中的茂明安和四子王两支部众迁来，安插在漠南与漠北之间；把漠东科尔沁部中的乌拉特部众迁来，安插在漠南和漠西之间。又使一部分蒙古族迁入包头地区。公元1633年，哈撒儿的直系后裔茂明安部从呼伦贝尔草原西迁到艾不盖河上游，定居在今天的达茂旗。
1652年（清顺治九年），乌拉特部来到阴山，这是清廷早已安排好的赐徼牧地。乌拉特部在1634年即追随后金，屡立战功。1649年从东北兴安岭地迁牧向西，牧走三年。到达阴山后，乌拉特人驱逐无政府的游牧人至漠北；将散居垦荒的内地汉民迁往长城以南闭耕放牧；守护包括昆都仑、五当沟在内的阴山诸关隘。如此，在那条母河（博托河）的庇护下，在远离板申群（村落）和浩特（城）的偏僻处，或许真有过零星的垦荒者……
满清入关开始，封禁塞北河套，边民垦种蒙荒，必须春出秋归。还在鄂尔多斯南沿长城北侧划出一条南北宽五十里、东西长两千多里的禁地“黑界地”，汉民不得越界北上，蒙人不得越界南下。但生活所迫，长城以北还是出现了铤而走险的汉民。为“借地养民”，康熙三十六年（公元1697年），准许晋陕汉民在“黑界地”垦种，汉民潮水般涌入蒙地，于是出现了中国历史上走西口的第一次高潮。这一高潮一直持续到咸丰年间。清朝第二次走西口高潮出现在光绪年间。光绪二十七年，签订《辛丑条约》，清廷为筹集巨额赔款，于1902年派贻谷督办绥远垦务，蒙荒全面开放，晋陕移民大量定居蒙地。一代又一代人走西口，完全是天灾人祸，生活所迫，有民谣说：“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掏苦菜。”最早走西口的人是先行的拓荒者，在他们的接引下，走西口的人越来越多。
与此同时，清王朝先后出兵去平定西北叛乱，但是由于补给线过长，军粮供应发生了困难。这对山西商人来说，实在是天大的商机。他们不仅和平定叛乱的清军做随军贸易，还和沿途的蒙古人做生意，不断扩张自己在蒙古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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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包头形成村镇的同时，也形成几条来包头的主要的“西口路”：平遥、晋中、西北和陕北一带走西口的，经汾阳、离石，过吕梁山、碛口、渡黄河至陕西佳县，北上经鄂尔多斯来包头。
祁县一带经太原、忻州、雁门关、代县、大同，或北上归缓或向西北走右玉杀虎口、清水河、托县、土默特来包头。
晋西北一带和府谷等地的可过黄河经准格尔、东胜到包头。
从河曲保德走西口到包头，或从府谷县一带出发，经内蒙古准格尔旗重镇古城，晋西北和陕北许多地方的人走西口都要从这里过长城，然后通过古城关帝庙的门洞到达口外鄂尔多斯。这中间经纳林、乌拉素、翻过坝梁、沙蒿塔、珊瑚湾、长牙店，所谓“七紧八慢”走到包头。
以上两条旱路两条水路，同－个目标，所以把包头叫“水早码头”。
我们重走西口路，在这几条路上走走停停，或寻找古道遗迹，或“乘车观景”，极尽目力搜求，于实地景物上探察；一路拜访有关单位负责人、专家学者知情人，接受如获至宝的资料书刋，边走边查阅对照，了解当地详情细节，挖掘需要知识，开拓广阔视界。
这些映证丰富着早先我读过的，西口文化研究会郑少如会长主编的《西口文化》，她联系媒体和友邻省、市、县相关机构的活动经验，都一齐汇聚起来，触景生情，虚实相成，增加我走访的底蕴含金量。
我觉得，当年出口外来包头靠得是“走”，而今研究西口文化，同样还需要“走”，刚从白字黑字间难得真谛，正是“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那山还在，那路还在，那河川滩头还在，行走其中，总有感悟启迪。最好风景在路上，任何一处既是起始，也是终点，目标无固定，只是相对不同节结点，都有光亮闪耀之处，总能照亮心中一隅暗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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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少如先生在《走西口与包头》一文中，列举了晋陕冀等地向包头方面以农民、商贸为主的移民潮流。使包头改变了面貌。
早在乾隆二公元1737年，包头发祥地的博托河两岸，就是土默特右翼蒙古族巴氏家族的户口地。“走西口”的大批农民到来，就可以低息租种。土地所有权归巴家，只要交纳押地钱就能在所租地上耕种、盖房、打井、修路、种树等。此时就有“走西口”的旅蒙商来做生意。巴家在博托河西坡盖起家庙福徵寺，因而有了“召梁”的地名。佃农们定居下来，形成村落。随之在召梁之南和西面设有服务于居民、旅蒙商的杂货店、皮毛行、钱当行等铺面建筑，也产生了第一条街道——东街。人们根据“博托”河之意给这里起了“包头”的名字，我认为比“包克图”有鹿的地方更贴切可信。
“走西口”的农商潮日益增加，包头由村变镇，农民们延伸向周边租地或垦荒耕种，除民地外，以后又租种广觉寺的“膳召地”，还有再向东北、北方、西面发展的。商贸业也蓬勃兴起。清同治121873年建成包头古城。
我如今就住在乔家大院创始人乔贵发开设“复盛公”的地方，在“北梁”南端，国务院总理三次光临，还拍了电视剧《安居》。
漫步于仿古重建的“乔家金街”和雕塑之间，难免引发思古悠情。
“北梁”处大青山南台地，居民集中于召梁、东西营盘梁、真武庙梁、大仙庙梁、吕祖庙梁几条沟梁上，“立身北街，南望黄河曲抑折蜿蜒，近在目前，北望则山坡叠加。沟崖相间，青山黄水，遥相探望，别饶风趣”《开发西北》3卷12期。“其沟虽无崇山峻岭，茂林修竹，而幽闲其状，包罗万象，地理之所，谓财喜藏”《建立财神庙碑记》嘉庆10——1805年。置身其中，石崖峭拔，草树翠茂，鸟兽飞动，风起云生。
“走西口”的人们逐渐在坡梁南建房开店。1932年下野的吴佩孚来包头，绕城一周，随陪的师爷感慨道：“五龙并行，包头定可飞黄腾达”！
这一带主要在财神庙前洼地，取喻南国九江合汇的“九江口”之处、有财神庙街、天合水巷、久长城巷、园子巷、官井梁街、财神庙头二三道巷等九条街巷，商行云集，摊店密布；娱乐场所、拉洋片、耍把戏、说书卖艺等热闹红火。财神庙更是香火缭绕，紫烟弥漫，每逢节集之日，大戏上演，鼓乐喧天，唱腔响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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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西口"的汉人难民越来越多，纷纷向巴氏家族请求租垦土地。放牧的生活远非人们想象的那殷罗曼谛克，使巴氏和其它拥有户口地的蒙古族牧主感到困苦艰难，在纠结厌烦中想寻找改善。如今可以当个坐享租金的小地主，自然是件舒心快意的事。于是，博托河（东河槽）两岸的牧场日渐萎缩，变成了阡陌纵横的田园风光，这种状况进尔向士默川推进。
与内地的汉人地主相比，巴氏家族的土地租金收取得相当微薄，其它牧主牧富也都效仿。这就使得"走西口"的难民很快便能安身立命，并且呼朋唤友趋之若鹜。蒙古族地主性情淳朴，做事大气豪放，与人憨厚诚实，根本不懂得多少盘剥敲诈的手段，也少算计心术。数百年间，不仅没出一个有名的恶霸，就连贪婪之辈也不多见，大都只是满足于衣食无忧而已。这让在内地受尽盘剥压榨、吃遍苦头的农民愁肠大解，绝处逢生，如鱼得水。他们使出浑身解数，将晋陕冀中原传统农耕技艺极力实施发挥，努力耕种土地，让这些原本就蓄储地力、肥沃的田土得到精耕细作、悉心作务，收成倍增。地主同佃农利益双收，皆大欢喜。
绝大多数走西口的人实际上就是到内蒙古包头一带开荒种地。每年春种、夏管、秋收。就是春天出去播种，夏天管理，秋天收割。然后把工钱一算，就又回到老家了。因此最初的走西口，叫做“跑青牛犋”或“雁行人”，如大雁季节性的南北往返。而且开始时是有限制的，不让口里的汉人随便到口外去，采取了相当于现在我们关卡上的“通行证”。有资料说，康熙年间一年只发8万张特许通行证，拿这个才可以出关走西口种地，拿不到就不能出去，而且出去的时候是不能够带家属的，到“口外”以后也不允许过冬，更不允许你和蒙古的妇女结婚，管制是非常严的。后来随着开垦面积越来越大，农业生产需要的人越来越多，准出入证就多发，再往后就不管了。
土默特、达尔罕、茂明安、乌拉特东公旗和固阳县大部分土地和一些蒙古族老百姓，属于蒙古贵族和蒙古士兵。后来清政府过来以后向西北用兵，就修了驿道、驿站，相当于我们高速公路上的服务区一样，几十公里没立一个。
清政府将驿站周围的地划出来，归公有，叫做“台站地”；还有一部分地是属于赏赐给清政府的公主的，因公主要和蒙古和亲，然后就分给她大量的田地，这些地叫做“公主府地”；后来用兵，大量的是骑兵，需要马场，所以政府又划出了很多养马场，叫“马场地”。
清政府一开始开发的就是这些台站地、公主府地、马场地，后来蒙古贵族，蒙古士兵的土地也开始开发。所以从康熙年间开始，持续到雍正一直到乾隆年间，大概不到100年的时间，土默特平原一带基本上完成了转型，由原来的畜牧业游牧为主变成了以农业为主。包头除了达、茂、东公旗的草原牧场外，都有“走西口”的汉民耕种。
1900年庚子赔款之后，近代史上有名的“贻谷放垦”，即清王朝苦于财政枯竭，采取了由官方政府放垦蒙荒的办法以增加财政收入。这时又有诸多的口里人涌向西口外。在明长城以北的地区，就是今日的内蒙古西部包括包头地区，向来地广人稀，土地肥沃，资源丰富，又遇上了宽松的政策，加之蒙古族人民敦厚好客，不事农耕，愿意把广阔的土地让给汉民耕种。于是“走西口”成了他们养家糊口的理想之地。
《包头史料汇要》《西口文化》《包头史记》《老包头记忆》等记载了大量晋陕冀鲁等地“走两口”来包头种地的故事，其中很多亲历或出于他们后人的回忆。我采访过的三晋大地特别是晋北、陕北大部分和冀北少数地区，有关专家、机构负责人讲述和提供了大量资料书刋，三厚册的《实录走西口》，写的全是生动典型事实。
老包头到城郊以及下属所有旗、县、区遍布“走西口”的足迹，尤其土默特、固阳、石拐、九原，山西陕西人占了半数以上，三分之二的土地由他们耕种，以晋陕地区人物命名的村子比比皆是。滩川、山坡、沟谷、河畔、草场、林地等，都有他们开垦和依然耕种的土地。无论是北部高原区深厚的栗钙土、淡栗钙土、棕钙土，还是中部山区浅薄的山地栗钙土、山地褐土，或者是南部平川的淤积土，里面都混和了“走西口”农民的血汗，他们与本土人民共同开拓了这块绿地，那些覆盖树木杂草，包括动物遗体的腐植质肥沃土壤，养活哺育于无数苦难和濒临死亡的平民百姓，也为地方和国家奉献出可观的丰收成果！春种、夏长、秋收、冬藏，在二个世纪多的日月升降、斗转星移中，演绎谱写了可歌可泣的“三农”故事，形成了融合中原传统农耕文化和蒙古游牧草原文化的新型复合文化。“走西口”改变了包头以及内蒙古中西部的历史面貌，奏响了西部大开发的乐曲，其影响穿越时空，回荡在中华大地，至余音袅袅，经久不息。
我这个“走西口”人的后代，年轻时耕种过老辈留下的土地，受到“耕读传家，诗书继世”的教育熏陶。在那些古老的村落，纵横交错的小径，蜿蜒连通的古道上，行走工作，踏着农民商贩马驼队勒勒车兵匪的印迹，常常沉思感叹，浮想联翩。
在基本自给自足的基础上，通过那些小径古道，把村落与外界连系起来，形成一套以农或半农半牧为主的基层集市共同体。自然小村被深入基层社会的国家政权、地方行政、宗族势力所控制，结合于上层体系之内。小农为市场生产比率低，农业生产剩余少，形成以自耕农为主，同时应付国家赋税、地方摊配、兵匪掠夺、豪强欺诈的局面。客观上成为重视农业的多功能性和对自然循环机能的维持与促进。这是在“传统农业”范畴内，有进取精神并对资源能作最适度的运用。
人们从有限的土地上获取粮食蔬果的需求不断加大，不得不侵占草地河床和毁林开荒，加之建筑住宅、寺庙和制作家具等砍伐大量树木，放养牛羊马驼等牲畜的啃食践踏，森林减少、植被退化，每遇大雨山洪，耕犁土地的松软表层受到冲刷而大量流失，有的沟壑遍布贫脊无法耕种而荒弃，有的山地岩石裸露没了土壤。反思这种过度农耕造成的负面影响、生态失衡，从中总结吸取经验教训，以利可持续的绿色有机农牧业发展。
由乡村迁居城市，再出去于行走农村和大地上反刍，引起对原始、简单、朴素生活的本能怀念。面对城市化和异化的环境，觉得此身非我有，孤独忧伤于朦胧之中，身心疲惫缺乏直觉灵感，拼命追寻失魂，搜索情感的细腻丰富；在漫漫西口路上，某条古道、一个山口、一处古迹，或晚霞的夕照里，或朝阳的金光下，与它们不欺相遇，久违的感情便油然而生。赶紧捕捉，拍摄记录、刻印于心上，生怕转瞬即逝。留住了那些瞬间，就能回到过去，也能去除麻木复苏身心的敏锐。
我不断移动，如白云飘过山河，似炊烟离开村落。偶尔见到农耕土地、庄稼蔬果，森林草原，山沟溪流，花草飞鸟，昆虫走兽，不由精神振作，将羡慕目光投向田地劳作农民或稀少放牧羊牛者，仿佛原先那根与他们紧系中断的纽带又连结起来。但转念之间，他们却抛下乡土农村跑进城市，我望着那些远去模糊的背影，怅然若失。消失的不仅是其身，也带走了我心里说不出的很多内容故事，被中间的虚空淡薄所隔离。幸好还留下被叫烦了的“乡愁”。
我只好怀揣念想中的故乡——仅存于自身的那点“初心”，被一些无形强大的力量推动着挪移位置，希望那些不可能复归的时间凝固成永恒，展示出更好的“过去”，融入现实，走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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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口外四大商埠还有张家口、归绥、多伦之一。在“走西口”定居后抢占先机，形成商业城市。是中国明清以来近代经济发展史上的重要节点和纽带，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驰骋欧亚的晋商举世瞩目，率先占据包头市场。山西特别是以太谷、祁县、榆次、平遥等为代表的晋中盆地商人前辈，举商贸之大业，经营范围包罗万象，夺金融之先声，钱庄票号汇通天下，称雄五百余年，创造了亘古未有的世纪性繁荣，在神州大地上留下了灿烂的商业文化。
我三进平遥古城，去祁县、太谷、榆次，参观考察了全部晋商行业、字号、店铺原址，特别是平遥古城。有的仍保存原始样态，有的修复重建，古朴典雅，庄重厚道；从外观到内部，透露出“诚信”、“公正”、“厚道”、“仁爱”等经营理念。其创始人几乎全都是具备勤勉、艰辛、节俭、眼光远大、坚忍不懈、经营有道的品格。让我看到当今旺盛喧嚣市场背后少有的真正商业精神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商贸文化。
早在康熙平西北叛乱时，晋商就随军贸易，也与蒙古人做生意。
包头形成村镇，山西定襄人梁如月首先在第一条街——东街开设“如月号”铁匠铺，为蒙古人打配马蹄掌、刀具、猎具、箭头等。另开如月鼓房，后改为杂货店，经营日用杂货，包括布料、鞋帽、铁器、家具、用品等。到道光年间已有30多名店员伙计，成为当时包头六大杂货店之首。以后因失火战乱衰落。
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山西祁县乔家堡村乔贵发“走西口”在萨拉齐老官营村落脚，后移居隶属昆都仑的西脑包。昆都仑河故道是旅蒙商必经之路，乔贵发审时度势与秦姓共同开办了草料铺，从而买卖兴隆有了原始积累。
包头村东街形成后，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乔贵发又移居东街开设广盛公，经营粮食、杂货等。嘉庆年间，乔贵发已资产殷实。嘉庆二十三年（公元1818年），广盛公改名复盛公。乔家先后在包头创办20余家复字号，每开设一商号最少需二、三万两白银，由此可见乔家资产的雄厚。直至新中国成立，包头仍有复字号复盛油房、通和长米面店等。经过200多年的发展，“乔”家复字号成为包头巨商之首，同时名列山西十大财东之冠。
乔家紧跟经济浪潮，大富久富，堪称中国商界大观。1940年，日军还以私通爱国将领傅作义为由，将乔家德恒永经理郄相国杀害在张家口。1950年，乔致庸孙子乔健、孙女乔守珍来包头，把大部分房产低价销售给国家，铺店赠予各号掌柜，铺底分给店员。
现在包头的“乔家金街”与当年地址不远，与吕祖庙妙法禅寺隔环城街相望。西边靠街大照壁上有乔家“复盛公”简介文字，内街塑“走西口”驼队群像，开张几十家茶叶、工艺、书画、餐饮等店铺；东河区图书馆、文艺创作中心、老年文艺活动中心等也在此。但格局样貌与有关资料介绍的当年规模大不相同，只是一处仿古的新建筑。
我去祁县，两次参观“乔家大院”，特别是第二次“漫漫西口路长卷创作组”采访时，著名企业家程耀兴专门陪同，并请专家作讲解，映象非常深刻。还获得他们赠送的主要资料书籍，详细描述了乔家兴盛衰结情况。
乾隆年间，山西忻州人智某在包头村租借巴氏家族蒙古族户口地开设永合成店，专门收购河套粮食，然后用驼队将粮食、杂货等运往蒙古民族居住地，再换回皮毛、牲畜等。
同时，智家在永租地上种田，称永合成地。包头城垣建成后，永合成地几乎占城垣内一半的土地，现在的包头市东河区永合成巷只是永合成地很小的一部分。
由于包头城内北高南低，每当雨季北梁雨水顺坡而下灌溉农田，又有后沟水流入，因此这一带土地肥沃，收成甚佳。永合成买卖兴隆，人气旺盛。
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修缮龙泉寺时永合成即为当地首富。现存古地契中可看出智姓购买了多处地产，还开设了永合成当铺。
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包头城镇暴雨成灾山洪，冲开西城门，“人们个个逃活生”。永合成地淤泥数尺，无法耕种而荒芜。
1946年，徐元善、刘镇远为建果园从智存仁手中买永合成地80亩。新中国成立后这80亩土地扩展为今天东河区的人民公园。
在东街，山西河曲人陈姓开设了包头首家皮毛行“公义店”，为顾客存储皮毛，代为买卖收佣金。后来公义店分为“明远堂”“天源店”“恒义德”。
光绪年间，山西忻县人邢、张、丁某合资开设“广恒西”，由曾在明远堂跑腿的牛帮良当经理，马上成为包头皮毛业首户，生意超过归绥最大的旅蒙商大盛魁。带动包头为我国西北皮毛集散重地，仅老包头东河区就有中等以上皮毛行15家之多。
早期东街开业的旅蒙行“复义兴”，自山西代县人梁大汉“走西口”来包头进入后，日益兴旺。他勤学苦干，务实进取，从学徒到司账、然后总管、直到任经理，营业有方，服务周到，诚实守信，让复义兴买卖兴隆通四方，财源茂盛达西北。同治年间员工达120多人。于东门大街设有院铺、仓库、牲畜圈十几处。他还出任包头大行总领，包头修建城垣时担任总管。
世居老包头西滩人民公园附近的山西保德人王蕊，到包头后，在伊盟达拉特旗黄和硕召做佣工受苦。王蕊为人老实厚道，得到了黄和硕召的信任，于是将上千亩膳召地租给王蕊。后来王蕊之子王天生又承租梅力更召的特拉亥苇地，并在昭君坟不远的地方安下伙房，盖起碾房，人们称之为西碾房。
王家一面种地，一面收购甘草，运往河口镇。先后成立中和西、西万成、万兴西、再成西、全成西等收甘草的分号。
当时达拉特旗甘草主要由西碾房收购，生意兴旺，利润之大。老百姓称之为“西滩王家”。
京绥铁路开通后，包头成为甘草集散地。王家后人继续经营。
山西河曲田氏兄弟俩“走西口”由乌拉山移居包头村附近二道沙河租地耕种，后又办起了油坊。便有了田油坊之称。田油坊先后在黄草洼、前营子、四道沙河、毛凤章营购买土地1700余亩，每年雇长短工达120余人。在包头曾开设复顺恒、复顺永、复顺长、复顺久、复顺兴、复顺成、复顺源等油坊。田家首创包头第一条步行街川行店。街长400余米，北通草市街，南达前街。建有大小套院6处，东西两旁为商铺22户。田油坊还在义盛泉巷、官井梁等处置房427间。1937年，田油坊自办小学称田氏小学。
山西太谷的杨有能“走西口”来到包头。租下包头巴氏家族厂汉脑包村南地。杨家先后开设“十大双”，即绒毛店双发公，驼庄双盛亿，旅蒙行双盛和、双盛恒、双盛祥、双盛裕、双盛成，珠宝店双顺祥，靴铺双盛德，茶庄双盛茂。仅双盛茂茶庄就投资4500两白银。双盛茂还在石家庄、银川开设复兴茂、双圣茂分庄。在包头城内西滩置房院10多处。“十大双”主要是走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地。他儿子杨四店租巴氏家族西梁地建房、圈驼场，从而有“四店梁”地名，一直延用至今。
山西闻喜县人裴德宏来包头入了旅蒙行。儿子裴华学徒后有了积蓄自己创办旅蒙行忠厚和，主要走外蒙古、突蛇公等地。发财后在包头城内吕祖庙街、牛桥街等处购房产约300余间，在甲浪湾购地200亩，万水泉设了养畜场。并在张家口设庄口。裴家为妙法寺（吕祖庙）山门前竖石旗杆捐150元大洋。
山西代县人李威来到包头三元合学徒，后投资3000两白银创办河路店复新和。河路店主要是将五原、临河、陕坝等处粮食通过黄河运往包头，同时还经营宁夏吉兰泰食盐、伊克昭盟天然碱、固阳的粮食、河北行唐、灵寿的土布、河南清化的水烟等。杂货主要供给旅蒙商。店员250余人。
以上是包头最有代表性的“晋商十大家”。著名商号还有山西太谷人杨姓开的“双盛茂”茶庄。以蒙古文字作招牌的“永和正”药店。闻名包头的粮油“庆生店”。牌楼式铺面的回民糕点铺“隆兴号”。铺门上方有木刻“古丰第一”“京都回回”等。到解放时，原东街东门里间有商户六家，东大街三十七户，关帝庙街三十七户，车市街三十四户，后街廿五户，草市街七十六户。
包头建立了山西商人组成的会馆，设在关帝庙后院。包头山西旅蒙商连通“东口”张家口、多伦、库伦、恰克图，西达巴盟、宁夏、阿拉善、甘肃、河西走廊至新疆。有复义兴、成记、大聚德、大义德、大顺德、和合久、大生德、复义和、永义恒、天瑞德、大顺西、永义德等，另走张家口的还有六七家。“水旱码头”包头成为我国西北皮毛集散重镇。
据《中外经济周刋》记载，包头有各业店铺1000多家；商业200余家；手工业、制造业、皮革业、加工粮油食品、酿酒醋、印刷、照像、建筑器材等行业共有300家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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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包头东营盘梁、西营盘梁是同治四年清政府派大同总兵马升来包头驻守之地。
为加强防御和保护，马升计划建筑包头城垣。他同参军、风水师勘测地理形势，绘制出方位图形：背靠大青山，面向黄河，北高南低，于城北南望，近处街巷纵横交错，车水马龙，房屋鳞次栉比，店铺商号楼牌显明；远处过敕勒川有南海子，犹如一大明镜，反映蓝天青山白云，紧贴如金黄哈达般黄河。母亲河源远流长，西来东去。
城垣将街镇工商业字号店铺居民区全部包括其中。再看围绕的环境：
东面是发源于阴山南麓魏君坝的博托河东河槽，犹如四十多里长的青龙昂首伸颈向黄河。河水清沏流淌，欢快潺湲，游鱼于浪花中嬉戏，乌兽在沿岸飞翔徘徊。过河山势崛起，峭壁峥嵘，古树参天，花草满坡；转龙藏掩映其中，溪瀑飞流，银鳞闪烁。东南农田片片，碧绿青翠。
东北有九龙塘，泉水喷涌，顺东城墙流下，经包头商会，过东门大街，入南龙王庙大片菜地，浇灌蔬菜果树茂盛生长，滋润柳绿花红色彩纷呈。
往东是瓦窑沟，甘泉如长虹，地广容纳新来商家。大仙庙梁、真武庙梁、黄土梁等地居民担桶携盆，取水忙碌，络绎不绝。
城西后沟宽阔，两旁山陡坡长，西头土石山如虎雄据。沟中泉溪经财神庙，哗啦啦缓流于后，清凌凌萦绕蜿蜒于前，满沟树绿草茂，鸟虫鸣唱，休闲、游客、饮马、提水者来征不断。
西北方有处大水卜洞，高地下洼成盆状，底部数泉并出，加之雨水集聚，形成小湖泊。水深五六尺，周边芦苇、香蒲丛生。湖中游鱼潜蛙，水面鹬鸥翻飞，偶有三五垂钩者，悠闲静守，望眼欲穿。
出西北门外有一条坡沟，由上面源头流出的泉水汇成小河，顺沟而下，人们称“西河”或“红星河槽”，光绪年间复义源财东建立石拱桥，可通往固阳车行。以后又在红星和人民公园西侧建起钢筋混凝土桥梁，连通老城与西脑包公路。
同治九1870年开始建筑包头城垣，三年后建成。城垣高一丈五尺，城墙底宽二丈，墙顶宽一丈，雉墙高六尺，厚一尺五寸。墙体有黄土夯筑的，有青砖包土的，也有石头加砖的。城围十四里，设东、东北、西北、西、南五道城门。马升在西阁门楼上悬挂了重达百公斤的戟,戟面对正西,以示镇住西北来犯军队。
包头城为防御土匪，保护发展商贸市场，保障居民生命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很多农民春出耕种，秋收后返回城中居住。因有五个城门,也就有了东门里、西门大街、南门里、东北门大街之街名。
我少年时曾来包头，古城部分残墙门楼留于扩大的城市中间。退休后迁进包头东河区，居住于老城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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