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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30年前的1986~1989年,河南省罗山县高店乡中学,我在那里度过了3年初中时光。当时我是年级第一,学霸,经常代表学校去参加各种竞赛,老师、同学好评如潮,风光无限。记得学校大门口有一个小池塘,隆冬腊月,我们住校的学生会把池塘表面的冰层砸开,拿毛巾从洞口里掏水洗脸(如果食堂里的大锅里面温有热水,则不必如此)。还会沿着学校大门外的操场跑步。当时每周回一次家,返校的时候,总会带来一罐腌豇豆、腌白菜或者各种酱,同学们彼此之间交换着吃。有时候还会背一袋一二十斤重的大米,拿到学校换成饭票。每周生活费一元钱,学校的菜价通常为0.05元或0.1元/份,0.25元的带肉,那是要下很大决心才能吃一次的“豪华菜”,吃一次感觉就像今天在五星级酒店住了一个月。
记得一位叫邓丽霞的女同学,跟一名高姓年轻大厨同村。每次排队打饭的时候,她都会响亮地说:“小高,二两”。记得每天早读结束,住在乡镇上的同学都会赶回去吃早饭,吃完早饭再一路狂奔到校,这样才能避免迟到……记得每天夜自习结束,一名李姓数学老师的爱人,都会蒸素包子在教室门口卖,一会儿工夫就抢光了。我也吃过几次,那热腾腾的包子真是人世间无上的美味,在寒冷的冬夜尤其如此。这位数学老师的女儿与我同班,刚好坐我前排。她不知从哪里学到一个时尚动作,就是经常一言不合就“忽”的回头,火辣辣地正面直视我一两分钟,期间眼睛一眨不眨,我难为情得低头脸红,不敢举目迎战。如果她今天仍然这样看我,我依然会感到尴尬。记得一位身材瘦小灵巧的男同学,他进教室不喜欢走正门,而是掰弯窗户的钢筋侧身而进。他经常竖着大拇指告诉同学:“我熟了”。记得我们的集体宿舍,那是一个能容纳三四十人的大房间。那个大房间也有两个大窗户,不过是没有玻璃的。所谓的“窗户”,不过是盖房的时候,在砖墙上预留了两个长方形的大洞(我读小学一年级时的教室,也是这种“窗户”,只不过墙体不是砖墙,而是土坯。“课桌”也是泥塑的土台子,坐椅板凳都是从自己家里带来的,每次放学之后带回家,次日上学再带来。一路上浩浩荡荡,蔚为壮观。到了冬天雪花飞飘的季节,孩子们冻得手凉脚麻,会不由自主地跺脚。当跺脚的响声越来越大,老师就会允许集中跺脚一会儿。我记得语文老师刚教完“我爱北京天安门”就放弃教学,职业种地去了。数学老师一口气把数学课程全部上完,再回过头来教我们语文。两位老师当时都是民办教师,数学老师一直从事教学,后来转正,现在月薪六千,专心务农的语文老师一定很后悔吧?)。我们宿舍的房间跟隔壁的房间隔着一堵砖墙,那面墙只要用手指点一下,就会晃悠起来。宿舍里有很多用砖砌成的台子,上面有一些水泥,让这些砖不至于散开。而我的床铺,就是一张用竹竿和麻绳编成的“竹帘子”,铺在两墩水泥台子上。然后是一床被子,一半裹在身下作褥子,一半盖在身上当被子。冬天为了御寒,我们也会两人合住,把其中一人的被子当褥子,然后两人同盖一床被子,抵足而眠。三四十个光棍汉集体宿舍的门口,是这些男人们随地小便的地方,小便和洗碗水混在一起,使宿舍门口的路看上去总是很滑,并且伴随着一股熏天的尿臊味儿,无论晴天还是雨天都是如此。每次早读结束、8点钟正式上课之前,时间总是很紧。我经常来不及洗碗,总是吃完一大碗白粥,把碗随便一扔就匆匆忙忙往教室里赶,由我的好哥们儿陈广雨帮我洗碗。他的父母很早就去世了。跟随哥哥和嫂子一起生活。哥嫂不太赞成他继续读书,学费和生活费的供应如果不及时,他就会利用星期天回家的机会,直接用架子车把粮食拉到乡镇上去卖。卖来的钱他会接济我一部分。我在武汉读书的时候,他还经常给我写信,信中有时会夹带钞票,10元或20元不等。我这位兄弟后来虽然考上了大学,却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去上,远赴广东打工。中间失联了好几年。有一次我正在上班,他突然来找我,告诉我他还要去参加高考,去圆他的大学梦。考虑到年龄问题,我力劝阻止。而且此时他已经有恋爱对象了。他这次回来,女方是反对的,而且女方家里对他们的婚事也是反对的。他回去以后,与女方结了婚,也生了孩子。但是这个孩子因为先天性心脏病,过早地夭折了。后来他与太太因为性格不合,也离婚了。离婚以后他和我重归失联。他哥哥一家也不顺利。他嫂子原本年轻健康,养育了一双儿女。可是一夜之间忽然死了,他哥哥只好带着两个幼小的孩子重组家庭。据说他还有一个妹妹,现在也不知所终。我这位兄弟当年对我颇多照顾。曾经有一个同学,是个学渣,看不惯我这个“学习好的”,试图在我面前炫耀武力。有一次在食堂排队打饭的时候,他们起了冲突,被我这个兄弟一拳打在眼睛上,几乎失明。这件事虽然看似与我无关,但我明白实际上是因我而起。相书上说我这种人“年少木讷,中年成就,晚景大好”。我不知道这个说法是否准确,但年轻时候的我对于两性关系的确是“不开窍”的。我看见女生会脸红。用老家的话来说,男生应该“猴”一点,女孩子才会喜欢。不过我一直以自己的方式和速度成长,总也“猴”不起来。初中的时候班上有一名女同学,擅长写诗。她写过很多诗,大约与我有关。我只记得其中一两句,比如:“就这样默默步入青春的妙龄”;比如:“当所有的花朵都背过身去”……总之风格有点伤感,像林黛玉。有一次她给我写了封信,我还没来得及细看就吓得扔到溪水里去了。又有一次我在街上遇见她,本想聊一聊,说说话,她却反倒羞红了脸,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到武汉以后还收到她写的信,一大张白纸,上面满满写着她誊写的诗。这个女孩子的哥哥,原本是风华正茂的年龄,正在大学读书。可是忽然之间噩耗传来,不知怎么就死在学校里了。她的父母白发人送黑发人,难免很伤心,家庭气氛可想而知;连带她的诗风也总是带着伤感。我这位女同学现在正在老家县城里安安稳稳地做一名教师教书育人,相夫教子,生活倒也平静。除她之外,还有一位女同学堪称是奇女子。毕业之前有一天我正搬了张课桌坐在教室门前的杨树下看书,她忽然扔过来三个信封,上面分别写着我和另外两位男生的名字。信封里各有一封信和她的一组照片。她也许认为快毕业了,想用这种方式与她最看重的三位男同学告别并且留作纪念吧,尽管方式奇怪了些。学生时代我虽然成绩一直很好,但并不是乖学生。相反,我也会捣乱,而且又是学生领袖。初三的时候,原本带我们的副校长兼英语老师突然决定不带我们班了,而由一位刚毕业的女大学生来接替他的工作。用现在的话来讲,“初三很关键”,我们这些学生当然不服气,就琢磨着怎样制造恶作剧捉弄女老师。有一天是雨雪天气,我们把教室的门反插上,让英语老师无法进门。当老师开始敲门的时候,全班80多名学生哄堂大笑。最后一位叫张军的男生红着脸,顶着压力给老师开了门。我们当时认为他是“叛徒”,不耻于他的行为。但是现在看来,他更像是一名英雄。我后来专门为自己的错误行为到老师家登门道歉。我现在也带学生,5年来直接和间接影响过的交易员不下2000人,深知为人师的不易。我在武汉的求学岁月一直都是在贫困中度过的。好在学习生活总体上还算愉快,我对此不以为意。有一次学校为了参加评比要把所有的黑白电视机换成彩电,没有钱,找学生借,每人50元。全校的学生都交了,只剩下几十个贫困生没交。学生科的女科长——她看上去就像是秘密警察的头目——把我们全部叫到办公室,逐一催办。她指着一名男生问到:“你家哪里的?”男生回答:“兰州的”。“你啥时候交钱?”男生说:“一个星期之后”。女科长桌子一拍:“限你后天把钱交上来”。男生唯唯诺诺而退。我知道,以当时绿皮火车往返兰州的速度,至少需要一星期时间。除非出现奇迹,他是不可能如期交钱的。然后轮到我。同样的对话重复了一遍。我怏怏不乐地返回教室,头疼这事儿到底该如何解决?好在这时奇迹出现了,我的一位叫林海明的广东同学主动借给我50元,算是解了围。我能顺利度过这一段时光,除了这位林姓同学帮助过我,还跟我的同桌李建中有关。李同学的父亲是洛阳铁路分局财务科的工作人员,曾到学校去过。这样的家庭条件,在当时还算不错,至少不会出现学费和生活费的短缺。我缺钱的时候,就向他十元十元地借。到毕业的时候,竟然累积到300多元,论购买力相当于现在的五六千元。要知道我上班后第一个月的工资也才只有100出头,一个学生借这么多钱真不算少。这笔债务一直到我参加工作后才得以清偿。这期间我曾经给舅舅写过一封求援信,几经周折,他给我汇来100元,但麻烦的是收款人的名字写成了我哥哥的名字。好在学校出具了一份证明,我顺利取回了钱。现在看来,当时同学们之间的贫富差距已很明显。城市出身和农村出身的同学在衣着打扮和为人处事上有着明显不同。简单而言,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出身的同学衣着光鲜,生活条件优越,情商普遍较高,待人接物成熟老练。反观农村出身的同学,几乎总是穿那么一两件衣服,情商较低,不善言谈和交际,我也不例外。但是这些城市出身、高情商的同学也有一大问题,就是他们虽然早熟,但无论时间过去10年、20年还是30年,他们看起来跟几十年前几乎一模一样,鲜有变化。他们不愿意深入研究一个课题,也不懂终身学习为何物,这样很容易被超越。正如我无法忍受他们一成不变的生活,他们对我每天在金融市场摸爬滚打,大笔进出,起伏跌宕的职业生涯也很难理解并接受。所以我和他们渐行渐远。虽然这么多年过去了,时间像河水一样奔腾流逝,往事却记忆犹新、历历在目。它们就像一本本彩色影集,慢慢变成了黑白两色,却依然清晰可辨,甚至更加分明。但所有这一切,还都不是我印象中最深的。令我印象最深的人和事,是一位我初中时代的退休教师,人们都叫他“闫老师”。据说他的本名叫闫自白(或闫子白),我上初中的时候他已经退休了。他原本住在乡镇上,每到开饭的时间会拿着饭盒来校食堂打饭。有一次课间休息,一名同学气喘吁吁地跑回来,一边跑一边嚷嚷:“累死了,累死了”。问他做什么了?回答说是帮闫老师搬家,从镇上重新搬回学校,为的是让他吃饭的时候少走些路;镇上虽然不远,但他毕竟年纪大了,行动已很迟缓。因为他家有很多藏书,所以我这位同学直呼“累死了”。那是一位孤独的老人,据说他和他的太太在国共内战后分离了,他太太去了台湾,从此杳无音信。当时是八十年代末,两岸来往还不像现在这样频繁,相互访问并不容易。他非常思念他的太太,而且从未听说过他有什么儿女亲戚。我看到他的时候,总是看见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佝偻着身体,拿着饭盒,走在往返学校食堂的路上。我从未和他说过话,他既不认识我,也未注意到我。据说这位闫老师是我们当地、也是我们学校历史上最有学问的人。我的语文老师闫国庆是他的忠实粉丝,有时陪伴左右。他写过很多诗作,都是随手写随手扔掉,大多散失,只有很少一部分被闫国庆老师收藏。有一次中秋节,学校办黑板报,闫国庆老师将他的一首诗写在黑板报上。我凭记忆将这首诗收录在这里,与各位读者共赏: 中秋白云红日去悠悠,谷到黄时忽又秋;千山阻隔万里遥,一水横陈两地愁;叹我衰残空伏枥,想君颠沛也苍头;转眼中秋佳节到,长歌远眺又登楼。如今时间已经过去30年,老人家想必早已作古。他在有生之年是否有机会与太太会面,已无从得知。我除毕业之后第一年回过母校,从此再没去过,因此关于他的消息再未听闻。但是老人在路上孤独行走的身影和他的《中秋》诗作,一直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里,未曾磨灭。如今我已人到中年,在经历过那么多跌宕起伏的人和事之后,有时回想起那位老人,我不禁会问自己,究竟什么是命?什么是运?人生的意义到底何在?无论是风华绝代的美人,还是年迈迟暮的英雄,都免不了要过生老病死这一关,这一切多么令人慨叹!有时我突发狂想,感觉我们也许都曾做过天人,今世生而为人,受到肉体的桎梏,种种的限制,以及诸多的不自由,憋屈难免,但好过做猪狗牛马和各种畜生。人生苦短,天道轮回,无论在哪一道修行,祈求上天赐给我们福祉,让我们智慧增上,离苦得乐,终极解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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