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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作者：巴斯德心里明白，孩子的妈妈说的没错。被疯狗这么严重咬伤的人，大家都知道是必死无疑。而如果试试这种已经在实验动物身上初步证明有效的疫苗，孩子或许还有一线希望。但巴斯德毕竟没有行医执照，自己不好在家里做这种牵涉到人的医疗决定。于是他从法国医学会请来一位儿科医生沃尔平和一位神经科医生格兰歇尔，跟他们咨询这实验是不是能考虑。两位医生意见一致，都认为这孩子如果不接种疫苗是难逃一死。接种呢或许还有一线生机。沃尔平是官方狂犬病管理委员会成员。所以他的支持不仅仅是代表专业医生，也可以算是代表官方。然后，格兰歇尔既是儿科权威，对微生物也很有造诣。有这样两位关键人物支持，巴斯德觉得有底了。那就试试吧。当然，住家毕竟不是个适合做治疗的地方。正好附近有个中学，学校暑期放假。两位医生建议巴斯德把校舍的一间空房充作临时诊疗室，在那里做治疗。治疗过程由两位医生监督进行，然后，具体的药剂注射由格兰歇尔操作。7月6日晚上8点，巴斯德把用减毒的兔子脊髓制作的乳浊液交给格兰歇尔，让格兰歇尔开始给梅斯特接种。从梅斯特被咬伤到开始治疗，中间经过了60个小时，也就是两天半的时间。即使按照当年的标准，11次成功的动物实验，仍不能算是很强有力的有效证据。巴斯德给梅斯特尝试疫苗，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一种赌博，不过他再次赌对了。连续十天逐渐增加毒性的接种之后，梅斯特情况稳定，没有任何狂犬病的迹象，狗咬的伤口也逐渐愈合。三个月之后，医生复查的意见是：完全脱离危险。梅斯特平安回家，后来一直活到了64岁。在医疗文献里，梅斯特是最著名的治疗案例。不过，在巴黎的媒体里，巴斯德治疗过的病人，最著名的不是梅斯特，而是一个叫朱皮尔的孩子。原因跟医学无关，跟媒体的营销口味有关：朱皮尔被疯狗咬伤是为了保护别人。这样的故事自然能让一大批煽情型的记者奋笔讴歌。故事的发生是这样的：从巴黎往东南走150公里，有个叫维勒法尔戈（Villefargeau）的小乡村。1885年9月14日，15岁的朱皮尔和另外五个孩子在村边草场放羊，没想到树林里忽然窜出一条口角流涎的野狗，呲着牙朝着朝他们冲过来。朱皮尔没有转身奔逃。他拿起牧羊鞭迎上去，把其他五个孩子挡在身后。野狗非常凶猛，但是朱皮尔奋力把狗压在身下，用羊鞭把狗嘴捆牢，然后脱下一只木屐把野狗打死了。但是到这个时候，他身上已经有多处被咬伤，有些地方的伤口深可见骨。维勒法尔戈的村长跟巴斯德有一面之交，知道巴斯德在研究狂犬疫苗，于是写了一封求救信，让早班邮车送到巴黎。巴斯德收到信，火速写就回信，正好赶上当晚返回的邮车。回信说：我的疫苗在人身上的成功案例还不多，但是我的动物实验里，曾经有过染毒八天仍能救活的案例。邮车路上需要走两天。朱皮尔如果见信立刻动身，到我这里是咬伤之后六天。那么就还有治愈的希望。朱皮尔可能家境贫寒。我知道镇政府会为他提供旅费。我这里可以在实验室大楼为他安排一间房，作为住宿之地。治疗费用全免。朱皮尔9月20日开始治疗。10月底完全康复，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或许是有感于朱皮尔舍己救人的侠义，或许也想顺便制造一些宣传效果，朱皮尔康复之后，巴斯德为朱皮尔做了几件超出医学范畴的事。巴斯德是法兰西研究院院士。他成功说服研究院给朱皮尔颁发了1000法郎的奖金。这不算小数字。在当时，一个女佣一个月的酬薪也就45法郎而已。然后，法国慈善家蒙蒂翁设立过一个基金，每年由法兰西研究院给适合人选颁发文学奖和道德奖（法国人挺逗的。道德奖也是由科学研究院院颁发）。在物色下一届候选人的时候，巴斯德成功说服研究院，为朱皮尔争取到了蒙蒂翁道德奖。后来成立了巴斯德研究院，巴斯德就让朱皮尔做了研究院的看门人。朱皮尔的故事情节震烁，少年侠义更是弥足珍贵，不需女主持含泪推介，以本色就感动了全法国。有雕塑家为他制作了一座青铜像，歌颂他的英勇事迹。这尊青铜像，现在还伫立在巴黎的巴斯德研究院里。（图片版权：cambridge2000.com。允许非盈利引用）朱皮尔毕生最高职称是巴斯德研究院看门人，却能在研究院里有青铜像。放眼全球，能享受这种待遇的看门人，估计不会太多。当然，更让媒体激动的是巴斯德本尊。没错，这不是巴斯德的第一个疫苗。在那之前巴斯德已经研制出两种疫苗，但是别忘了前面两种疫苗都只是用在动物身上。而狂犬病疫苗拯救的是人类。媒体或许不知道人工培养疫苗的意义有多重大，但是媒体知道狂犬病有多可怕。而这个巴斯德，他能治疗狂犬病！假如现在有一个诊所发明了根治癌症的药物（说的是真正的能根治。不是江湖医棍的忽悠），会发生什么事？这个诊所门前肯定是排着两公里的长队，大家都等着能用上这种新药。 巴斯德的狂犬疫苗人体实验成功之后，发生的事跟这就差不多。全巴黎，全法国，俄国，甚至大西洋对岸的美国，世界各地的病人纷至沓来，都是因为被疯狗咬伤。实验室大楼里腾出的空房不敷使用，巴斯德只好专门成立了一个诊所，给前来求救的病人接种狂犬疫苗。可是病人越来越多。从1885年到1886年，一年时间里巴斯德他们给1235位患者接种了狂犬疫苗。仓促建立的诊所已经招架不住。巴斯德需要有更大的空间来为病人提供治疗，同时继续研究改进治疗。这需要资金。但是巴斯德不想受控于政府，所以坚决拒绝政府提出的拨款动议。他只打算在民间募捐。以他的声望，以狂犬病疫苗的声望，筹集资金进展顺利，善款不断涌来。捐款人来自社会各个阶层。俄国沙皇捐助近十万法郎。巴黎一位警察捐了一法郎。连一个偷猎者都捐献了半个法郎。巴斯德在郊区购买了一块地皮，建立了巴斯德研究院。开业那天，新大楼上挂满象征法国国旗的三色彩带。喧闹的气氛，给一向冷清的郊区带来了生机。街道对面有一家小客栈，全店只有一间风霜掩面的小木屋，平素生意清淡。巴斯德研究院开业，客栈老板心思灵动，立刻给自己的小店换上新匾额，上书“巴斯德研究院大饭店”，门前的广告牌上歪歪斜斜的写着：“为所有前来接受狂犬病治疗的人们提供食宿”。这老板还是很清醒的。他知道这个研究院会给他带来生意，但是他也知道，前来参加开业典礼的那些王子和公爵，不会是他的客人。所以他的广告牌定向明确，只打算招揽前来求医的病人们。狂犬疫苗的研制成功，让巴斯德的事业达到了顶峰。巴斯德后来还还研制了什么疫苗吗？没有了。巴斯德自己后来没有继续研究疫苗，但是他开辟了征服传染病的通衢。他的疫苗研究方法就像是一种公式。有了公式就可以应用到其他各种致病微生物上。从那一年开始，经过世界各国科学家的努力，一个又一个疫苗被开发出来。到现在为止已经有超过三十种传染病可以通过疫苗接种来预防。完全列举未免冗长，就列几个重要的吧：破伤风，白喉，鼠疫，结核，百日咳，伤寒，小儿麻痹。没有疫苗之前，全世界每年有上千万人因为传染病而死去。我们如今担心癌症，担心高血压，担心冠心病。其实这些疾病在19世纪之前，在医院病人里只占一个零头。那时超过70%的病人是因为传染病死的。这是说日常疾病。如果遇到传染病大流行，一次流行轻易可以灭掉当地人口的三分之一。现在我们之所以改成担心高血压和冠心病，是因为这都是老年病，是因为人类不再因为传染病而早早死亡，才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有机会”患上这些老年病。抗菌素发现之前，欧洲的感染性疾病死亡率就已经大幅度下降，这除了卫生习惯的改进之外，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疫苗的出现。而这一业绩得以实现，关键在于人类意识到：疫苗是可以用人工方法从天然毒物里培养出来的。如果说巴斯德发现酒石酸的旋光性可以让他出名，那么发现疫苗的人工培养方法可以让他不朽。熟悉现代药物研发过程的人，或许会质疑巴斯德在人身上试用狂犬病疫苗的过程。这个问题，我们应该考虑到，巴斯德做实验是1885年的事。当时活性猛烈的药物不多，由药物导致的医疗事故也就不多。所以那时候对于新药物的临床试用，还没有形成严格的管理条例。巴斯德当时的做法，并没有违背相关法规。但是现代法律对这种研究有更严格的制约，而且这样的制约是很有必要的。没有这样的法律保护，有人可能把安全性没有保障的治疗方法用到实验对象身上。这可能会伤害病人健康，甚至会要人性命。巴斯德笔记向公众开放之后，有作者查阅了巴斯德研究的细节，然后对巴斯德发表了一些灰暗的评论。还有人更提出具体的诉求，比如，他们注意到，巴斯德在如何制作炭疽疫苗的报告里没有提到杜桑的启发。在报告狂犬病疫苗减毒技术的时候，巴斯德也没有提到那个双口瓶风干技术是埃米尔 鲁首创。所以有这么一位批评家建议：以后我们不应该再把巴斯德称为“史上最完美的科学家”。一百多年前，煽情和被煽情都很时尚，那么有人拿“史上最完美”这种鸡汤头衔来装点一个科学家，或许还可以理解。现在还为某个科学家的人品瑕疵而纠结，未免有点不得要领。科学家的分量取决于他做出多少科学发现。科学家人品有问题，并不意味他揭示的真理就不再是真理。巴斯德的研究成果，给医学科学带来了一系列革命性的变化。由此产生的医学新理论和新技术，受益人何止千百万。他或许不是“世上最完美”的科学家。但是他的功绩当得起“造福人类”这四个字。这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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