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四面楚歌项羽和刘邦原来约定以鸿沟（在今河南荣县境贾鲁河）东西边作为界限，互不侵犯。后来刘邦听从张良和陈平的规劝，觉得应该趁项羽衰弱的时候消灭他，就又和韩信、彭越、刘贾会合兵力追击正在向东开往彭城（即今江苏徐州）的项羽部队。终于布置了几层兵力，把项羽紧紧围在垓下（在今安徽灵璧县东南）。这时，项羽手下的兵士已经很少，粮食又没有了。夜里听见四面围住他的军队都唱起楚地的民歌，不禁非常吃惊地说：“刘邦已经得到了楚地了吗？为什么他的部队里面楚人这么多呢？”说着，心里已丧失了斗志，便从床上爬起来，在营帐里面喝酒；并和他最宠爱的妃子虞姬一同唱歌。唱完，直掉眼泪，在旁的人也非常难过，都觉得抬不起头来。一会，项羽骑上马，带了仅剩的八百名骑兵，从南突围逃走。边逃边打，到乌江畔自刎而死。因为这个故事里面有项羽听见四周唱起楚歌，感觉吃惊，接看又失败自杀的情节，所以以后的人就用“四面楚歌”这句话，形容人们遭受各方面攻击或逼迫的人事环境，而致陷于孤立窘迫的境地。凡是陷于此种境地者，其命运往往是很悲惨的，例如某人因经常与坏人为伍，不事生产，游手好闲；但后来却被那些坏人逼迫的无以为生，求助于别人时，别人也因他平日行为太坏，绝不同情更不理睬，这人所处的境地便是“四面楚歌”。又如学校里讨论学术问题，其学生不学无术（成语，意即没有学术）、信口雌黄、颠倒是非，同学们群起而攻之，这学生便完全处于孤立地位，这也可叫做“四面楚歌”。在我们的人生历程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好好的做人，脚踏实地的做事，若是行差踏错，就未免要遭受“四面楚歌”的厄运了。2.白登之围白登之围，是公元前200年（汉高祖七年）汉高祖刘邦被匈奴围困于白登山（今山西省大同市东北马铺山）的事件。公元前201年（汉高祖六年），韩王信在大同地区叛乱，并勾结匈奴企图攻打太原。汉高祖刘邦亲自率领32万大军迎击匈奴，先在铜辊（今山西沁县）告捷，后来又乘胜追击，直至楼烦（今山西宁武）一带。时值寒冬天气，天降大雪，刘邦不顾前哨探军刘敬的劝解阻拦，轻敌冒进，直追到大同平城，结果中了匈奴诱兵之计。刘邦和他的先头部队，被围困于平城白登山，达7天7夜，完全和主力部队断绝了联系。后来，刘邦采用陈平的计谋，向冒顿单于的阏氏（冒顿妻）行贿，才得脱险。“白登之围 ”后，刘邦认识到仅以武力手段解决与匈奴的争端不可取，因此，在以后的相当一段时期里，采取“和亲”政策便成为笼络匈奴、维护边境安宁的主要手段。3.黄老之术《汉书·食货志》中记载：“汉兴，接秦之弊，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②可见，汉初的社会经济状况是极其恶劣的。汉初的东西文化差异。汉初，刘邦能够再建帝业，得益于当时“刘邦与萧何在完成对全国军事征服和政治统一之后，接收和容忍不同习俗并存的局面，针对不同习俗采取不同政策，在秦、韩、魏等西部地区设郡县‘奉汉法以治’，在赵、燕、齐、楚等东部地区则立王国从俗而治，并制定了相应得律令制度。这种东西异制、郡国并行、法俗兼存、秦楚杂糅的局面就是刘邦、萧何留给后人的遗产”。从史料中分析可以看出，只有黄老的清静无为才符合刘邦与萧何所创立的制度，而后来“萧规曹随”，没有改变最初的这种治理方式，可以说黄老思想参与汉初政治，其实从汉高祖时期已经在潜意识中开始了 。汉初，由于秦朝的苛政和连年战争，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统治者需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使人民得以休养生息，恢复和发展生产，以巩固刚刚建立的封建政权。这时，刘邦要陆贾总结秦亡的教训，作为借鉴。陆贾根据黄老思想，结合当时的社会情况，提出“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奸逾炽”。所以，“道大于无为”。所以，黄老思想在这个时候受到政治社会的重视，从皇帝到丞相无不尊崇。这时政治社会侧重于黄老的清静无为，与民休息，垂拱而治。其重点在于从统治术的角度来利用黄老学说。这样：文帝、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景帝及诸窦皆读《老子》，尊其术”。无为而治的思想，反映在立法指导思想上是“轻徭薄赋”、“约法省刑”。刘邦时就开始增减赋税，规定田租十五而税一。因为刘邦发现：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天下既定，民亡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所以，刘邦立刻采取措施：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予民。而山川园池市肆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不领于天子之经费。①尽管刘邦本人对学术一窍不通，但“约法省禁”举措所蕴含的清静简约指导思想，可视为西汉前期的“黄老之治”的先声。曹参死后，用黄老思想治国的是陈平，据《史记》中记载：“平少时，本好黄帝、老子之术。”曹参和陈平主张“清静无为”的治国理念，在他们的努力之下：“君臣俱欲休息余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孝文即位，有司仪欲定仪礼，孝文好道家之学，以为繁礼饰貌，无益于治，躬化谓何耳。故罢去之。”据说文帝曾想建一座露台，听说要花费百金，等于十个中家人财产，于是作罢。“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圄，狗马服御无所增益”，“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汉景帝把文帝的兵役、徭役的年龄推迟到二十岁，政治方面对秦代以来的刑法也作了重大改革，对周边少数民族也不轻易用兵，尽力维持相安的关系，以免烦扰百姓。 汉文帝之妻，景帝之母窦太后更崇尚黄老清静之术，她经历了文、景、武三朝，当了文帝23年的皇后，景帝16年的皇太后，武帝6年的太皇太后，在朝中影响达45年之久。因为她的影响所施行的黄老“无为而治”的结果是：“从民之欲，而不扰乱．，是以衣食滋殖，刑罚用稀”，说到了汉武帝时“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作”。国家真的强大了，人民真的富裕了。4.漠北之战汉武帝作为封建时代最杰出的帝王之一，能够在大政方针上审时度势，顺应历史形势的发展，适时地改变前代单纯防御的战争策略，确立了新的攻势战略思想，夺回了战争主动权，改变了西汉王朝几十年来被动挨打的不利地位。他针对匈奴的分布特点，正确地采取了各个击破的方针，制定了行之有效的战略计划。为了贯彻主动进攻的攻势战略思想，汉武帝还进一步大力建设骑兵部队，提高了汉军在荒漠中行军作战的机动能力和攻击力。在用人方面，鉴于一些老臣宿将，如韩安国、李广等，虽然英勇敢战，令匈奴闻风丧胆，但由于多年来消极防御战略思想的影响，他们无法摆脱守边 、 堵击等防御战法的束缚，每出战胜少败多，不能担负指挥骑兵集团在荒漠草原地区进行大规模机动作战的重任，因此汉武帝破格地选拔了一批如卫青、霍去病等善于指挥骑兵集团行军作战的年青将领，承担起打败匈奴的重任。卫青、霍去病则不负重托，充分领会了汉武帝的攻势战略思想，每次出战都表现出主动进攻、大胆果决的积极进取精神，敢于快速冲击、远程奔袭、大范围迂回包围，由于他们的出色指挥，使汉军跋涉千里而攻势不减。在实战中，他们都能充分发挥骑兵的特长，以正面的连续冲击，配合两翼包抄，摧垮敌军抵抗，霍去病采用游牧民族的打法，以轻骑兵远程奔袭、穷追不舍、将敌军赶尽杀绝，这些都是汉军所以战胜匈奴军的主要原因。另外，汉武帝在外交上派彭吴联络貊，以阻止匈奴向东发展，派张骞通西域，与西域诸国建立友好关系，以切断匈奴右臂；经济上发展生产，实行盐铁官营、酒类专卖，整顿币制和税收等，都为打败匈奴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匈奴在这几次重大战役中失败，除政治、经济等原因外，主要是对西汉几十年经济发展所积累的雄厚财力，以及西汉骑兵部队的迅速发展和战略战术的改变估计不足，在战略上轻视西汉，加之各部之间没有很好地协调配合，因此处处被动，不仅丧失了战争主动权，而且在汉军的连续打击下，连战连败，左、右部主力损失殆尽，只有单于本部尚保留了一点元气。中国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漠北之战爆发。这是汉军在距离中原最远的战场进行的一次规模最大也最艰巨的战役。漠南、河西之战后，匈奴单于虽率部远徙漠北，仍不断攻掠汉朝北部边郡，企图诱汉军越过大漠，以逸待劳，击灭汉军。元狩四年（前119年）春，汉武帝遣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各率5万骑兵及数万步兵分两路深入漠北，力求彻底歼灭匈奴主力，并组织步兵数十万、马数万匹以保障作战。西汉与匈奴的漠北战役，是汉武帝向匈奴战略进攻的顶点．也是匈奴伊稚斜单于与西汉毕其功于一役的战略大决战。漠北之战，是西汉与匈奴战争中规模最大也最艰巨的一次作战，是在草原地区进行的一次成功作战，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汉军作战指导明确，准备充分，汉武帝在取得漠南、河西两大战役的胜利的基础上，根据汉军经过实战的锻炼积累的运用骑兵集团进行长途奔袭与迂回包抄的作战经验，利用匈奴王廷北徒之后误以为汉军不敢深入漠北的麻痹心理，决定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大胆地制订了远途奔袭、深入漠北、犁廷扫穴、寻歼匈奴主力的战略方针。与此同时，他又细心进行战前的准备，除集中全国最精锐的骑兵和最优秀的战将投入战斗外，还调集大批马匹与步兵，运送粮草辐重，以解决远距离作战的补给问题。在作战中，汉军统帅又发挥了出色的指挥才能，充分利用大骑兵集团快速、机动与冲击力的特点，以优势兵力，分路出击，不仅敢于深入敌境，而且善于迂回包秒。特别是霍去病，能够轻骑越大漠追杀敌人几千里，对后勤的要求很少，用以战养战的方式全歼残敌。所有这一切，都为汉军的胜利提供了保障。漠北之战最终以汉军的全面胜利而告终。给予匈奴前所未有的打击。经过这次大决战，危害汉朝百余年的匈奴边患已基本上得到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说，漠北之战实是汉武帝反击匈奴战争的最高峰。西汉漠北决战的胜利，制止了匈奴奴隶主对汉边境的残暴掠夺，加速了我国北部地区的进一步统一和开发，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西汉能够取得决战的巨大胜利，原因是多方面的，基本的有以下几点：汉对匈奴的战争属于推进中国北方的统一之战 汉武帝时期，我国社会早已进入封建社会，而匈奴尚处于奴隶制社会时期。匈奴奴隶主对西汉边郡的长期进袭掠夺，严重破坏了中国北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给黎民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匈奴贵族的统治已成为阻碍我国北部地区统一的巨大障碍，它逆历史潮流而动，不得民心，必然走向失败。汉武帝雄图大略的决心和战略决策的正确 汉武帝在河西战役胜利后，抓住匈奴右部被歼，实力大减，汉军兵威正盛的有利时机；同时巧妙地利用了匈奴认为汉军不能深入漠北的错误心理，迅速组织东西两路大军，突然北进，大出匈奴所料，一举获得了作战的胜利。因而，漠北决战，既是汉武帝战略决策的胜利，也是其雄图大略、积极进取精神的胜利。汉朝为这次胜利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汉朝军队损失了近80%的马匹，这其中既包括战斗损失，也包括非战斗因素，如长途奔袭中的损耗，以及由于匈奴人在水源中投毒造成的瘟疫。汉朝中央政府在战后为了弥补战争损失而增税，加重了百姓的负担。迫于重税和徭役而逃亡，很多人成为流民，使官府直接掌握的编户齐民大为减少。另一方面，匈奴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匈奴人在战争和瘟疫中损失了大量人力，与此同时，家畜的大量损失造成了食物的短缺。而影响更为深远的是，由于失去了南部的大量肥沃草原，匈奴部落被迫北迁至贫瘠而寒冷的北部戈壁沙漠和西伯利亚地区，面对更大的生存压力。因此，汉朝与匈奴之间的实质性停火只维持了短短七年，匈奴人就在前112年南下侵扰五原。而匈奴帝国在此战后再也没有恢复到往日的强大，数十年后就分裂为多个小部落。武帝战胜匈奴，打通了到塔里木盆地及中亚的商路，匈奴控制的河西走廊归属于汉朝。从此，在从中原到中亚的丝绸之路上，西汉的外交使节和商人往来不断，丝绸之路逐渐成为中西交流的一座桥梁。4.西域都护武帝、昭帝时常在渠犁、轮台屯田，置使者校尉领护，以供应往来使者。宣帝地节二年（前68），遣侍郎郑吉屯田渠犁，与匈奴争车师，有功，迁卫司马，使护鄯善以西“南道”诸国。至神爵二年（前60），匈奴日逐王降汉，使郑吉发兵迎之，“北道”亦通，遂以郑吉为骑都尉，兼护车师以西“北道”诸国。因总领南北两道，故号都护。都护之置始于此。东汉 西域都护府公元94~107西汉时，都护治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小野云沟附近），与渠犁田官相近，屯田都尉属都护，辖西域三十六国（后增至五十国）。都护开幕府。属官有副校尉，秩比二千石；丞一人；司马、侯、千人各两人。都护职在统领大宛（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及其以东城郭诸国兼督察乌孙（伊犁河流域）、康居（今锡尔河中游地带）等行国，颁行朝廷号令；诸国有乱，得发兵征讨。乌孙与汉结姻，故尤亲倚都护。自郑吉至王莽时，连置都护不绝，前后凡十八人，姓名见于史册的有十人。宣帝时有郑吉，元帝时有韩宣、甘延寿，成帝时有段会宗、韩立、廉褒、郭舜，平帝时有孙建、但钦，新莽时有李崇。至新莽末（公元23年左右），西域乱，李崇没于龟兹，遂罢都护。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一（公元45），西域十八国请复置都护，光武帝不许。明帝永平十七年（公元74），始以陈睦为都护。次年，焉耆、龟兹叛，共攻杀陈睦，遂罢都护。和帝永元三年（公元91），将兵长史班超平定西域，遂以班超为都护，驻龟兹境它乾城（今新疆库车附近，其址未详）。十四年，班超还洛阳，继任者有任尚、段禧。安帝永初元年（107），西域乱，征禧还，自此不复置都护。至延光二年（123），以班勇为西域长史，复平西域，遂以长史行都护之职。三国 西域都护府、乌孙公元262汉朝设立的西域最高行政军事长官。西汉宣帝第二年（公元前68年）派侍郎郑吉屯田渠黎（今新疆尉黎一带），与匈奴争夺车师，护卫鄯善以西“南道”诸国安全。至神爵二年（前60年），匈奴逐日归降汉朝，郑吉派兵迎之，宣帝又命郑吉监护车师西北方（北道）各国的安全，因总领两道，遂号都护，此后“都护”就成为西汉派驻西域的最高长官的正式官名。西域都护官秩二千石，相当内地郡守，其下设副校尉、丞、司马等属吏。西域都护的设置，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加强了民族间的团结和经济文化交流，标志西域正式归属中央政权。同时，因其在当地实行屯田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西域农业生产的发展。王莽时期撤除，东汉或设或撤，安帝永初元年（107年）撤除。5.轮台悔诏汉武帝晚年，求长生不老，竟被方士巫术迷惑，幻想成仙。他招进一批方士在宫中炼什么不老丹。那些方士的三寸不烂之舌，害得他终日神情恍惚。不老丹未炼出来，有一个他宠幸的“活神仙”李少君倒病死了。武帝总说人家羽化成仙了。武帝还依方士之言，在宫里铸—铜柱，高达二十丈，柱顶铸一仙人。头顶玉盘，承接天上降下的仙露。武帝天天喝饮仙露，不料病倒了。多亏太医救治才没丧命。诸如此类的蠢事，不胜枚举。北京北海公园里还有这承露盘的山寨品哩！武帝六十五岁那年的一天，正在宫中昏睡，梦见无数木人，手持棍杖围着他喊打。惊醒后，对宠臣江充谈及梦状。江充说，如今流行巫蛊之术，一定有人利用木刻小人诅咒陛下。武帝信以为真，即命江充查究。这江充是混进宫中的一个奸臣，有次因一偶然事件与太子刘据发生摩擦。这下，便想借机攻讦太子，在皇帝面前讨赏。江充预先指使人刻了一小木人，暗中埋在太子宫里。然后亲率人马挖出来，以陷害太子。太子不等江充去向武帝禀报，立即征调武士抢先砍了江充脑壳。武帝闻报大怒，命宰相带兵拘捕太子，闹得宫中杀声震天。太子母亲卫皇后含愤自尽，太子本人被迫出逃湖县（今河灵宝西）。后因官兵追捕甚紧，太子已无处可躲，只得自缢身亡。事后，武帝终于查明：是江充蓄谋制造小木人事件，迫使太子起事。太子死了，后悔已晚。武帝下诏诛灭江充九族，在太子自缢身亡的湖县筑了一座思子宫，以表对枉死太子的哀忱。太子枉死后，武帝痛定思痛，幡然醒悟。看看眼前，从他曾祖父刘邦起就有了的匈奴之患，至今未能平息，不断侵扰国土，堂堂大汉王朝军队连吃败仗。将军李陵的五千人马也全军覆灭，李陵甚至投降了匈奴，派到匈奴去修和交好的使臣苏武也被匈奴扣留，杳无音信。太史令司马迁为李陵辩护，竟被他处以宫刑。那些年，朝政不仅毫无建树，而且日益松懈，致使政令不出皇宫，酷吏横行，贪官当道，轻济萎缩，百姓深恶痛绝，怨声四起。武帝常想：这样下去，天下定会大乱。他不甘心刘家几代人坐了一百多年的天下，在他这一代毁于一旦。于是，他决心痛改前非，强振精神，重整朝纲，振奋民气，让大汉王朝再展雄威。武帝走出深宫，举行了一次“亲耕礼”，就是吩咐左右大臣都带上农具，在一片地里亲自耕种。这虽然是象征性的行动，但足以号令全国上下发展生产，求得丰收。礼毕，他对群臣说：“朕即位以来，做了不少悖理之事，使天下人愁苦，如今追悔不及。从今以后，凡伤害百姓之事，全都应当罢废。不得再行！”大鸿胪寺（朝廷九卿之一，掌管少数民族事务）田千秋见皇上追悔往事，便乘机进谏说，多年以来，方士们称神道仙，迄今不仅未见任何成效，反而撕扰乱了了百姓思想，放弃了农耕，只是骗取钱财，腐饶蚀人心。应该一律罢遣！武帝称赞田秋说得对，立即诏令把方士们全部赶出宫去。接着，封田千秋为丞相，嘱他恢复曾祖父倡行的“与民休息”的治国方略。革除弊端，重整大汉河山。主管财政的搜粟都尉桑弘羊也向武帝出谋，派大批军士到轮台（今新疆轮台县西）屯田垦荒，以增加财政收入。武帝未予批准，还就此下昭说：“以前主管大臣奏增加百姓赋税，让每人多缴纳三十文钱作军费。今又奏请屯戌轮台，轮台在姑苏以西一千多里，从前发兵攻打姑苏，虽然得胜，但因路途遥远，沿途死了数千，何况如今要到姑苏以西更远的地方！当年军士死亡，离散悲痛，朕常常挂念在心头。今派兵到轮台筑垒垦田，岂不又要扰乱千家万户，苦害百姓吗？朕实在不忍闻！当今最要紧的是，废止残酷刑罚，减轻百姓赋税。鼓励农耕，让养马者得免劳役。只要国家开支不缺乏。边防守备不放松，即可。”（请查阅原文）这道诏书，史称“轮台悔诏”。这道“悔诏”下达之后，武帝对外不再用兵。以前的种种歪门邪道，一律戒绝。虽然健康每况愈下，还是身体力行，用各种手段推行了许多改善百姓生活的政策、措施，民心得到安抚，各地反抗朝廷的活动也有所缓和，使汉朝渡过了危险关头，经济开始再度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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