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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佩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傲雪风骨 ，治学一生。
以前我不知道什么叫做传奇，
后来我知道了，
她——李佩，
一个最平凡却又最不平凡的传奇。
她是历史的见证人，
她也是历史的凝聚者，
她是中科院最美的玫瑰，
也是这个时代共同的偶像。
1.
1918年12月20日，
李佩生于北京，
成长在一个动荡的年代，
那个时候她还叫李佩珍。
她有三个妹妹，
虽然父亲李保龄留过学，
但封建思想依然严重。
直到有了一个弟弟，
家中人口才没有再度增加。
她居住在著名的无量大人胡同，
周围有很多有名的邻居。
如胡适、朱启钤、梁启超、
吴宪、司图雷登、洛克菲勒、
梁思成、林徽因、费正清.....
她的父亲也是其中一员，
一生志向实业救国，
为子女提供最好的生活与教育，
让他们有文化教养，
但又为了子女安全着想，
从不让她们参与到革命运动中。
然而父亲的思想，
还是影响了李佩。
1937年北京沦陷，
北京大学被迫停课，
李佩无法继续读书。
等到昆明西南联大建成后，
她又找到了读书的目标，
却遭到父亲的极力阻止。
因为，在父亲心里，
他永远都想保护这不谙世事的长女，
然而李佩总倔强反抗着，
想随父亲一同站在最前面。
最终，她还是挣脱了这份爱，
抱着对祖国的热爱，
对和平的渴望，
站到了时代的一线。
20岁，她心意已决，
从家中拿走500块，
留下借条和家人，
与另外两名女同学，
一同远赴昆明，
从此，更名为“李佩”。
2.
1941年，她从西南联大毕业，
进入了重庆“中国劳动协会”工作。
后来抗战胜利，
她就赴美留学。
在那儿，遇见了命中注定之人，
即 “两弹一星”元勋的郭永怀。
说来也巧，
郭永怀曾是李佩西南联大的学长，过去她只听其闻，
却未见过其人。
待到美国康奈尔大学后，
一次偶然，她听了一场学术报告会，
在会上有一位华裔学者，
正做着航空科学方面的报告，
他就是年轻的华裔教授郭永怀。
从此，李佩的人生轨迹改变了：
“我觉得他对我最大的影响是使我认识到一个问题，
科学技术人员对国家是最有贡献的，
这是我最早认识他的时候，
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
于是，李佩开始了革命事业的新起点，即成为了郭永怀的妻子，
支持他的工作，
甘当他的绿叶。
1950年，
郭永怀申请回国，
想报效祖国，
然而，却被美国扣留五年。
直到1955年8月1日，
中美日内瓦大使级会谈后，
美国政府才允许他离开美国。
1956年，迫不及待的钱学森数次致信与他：
“请你到中国科学院的力学研究所来工作，
我们已经为你在所里准备好你的‘办公室’，
是一间朝南的在二层楼的房间，
淡绿色的窗帘，望出去是一排松树。”
“我已经把你的大名向科学院管理处‘挂了号’，
自然是到力学所来，快来，快来！”
回国后，
郭永怀在力学所担任了副所长，
而李佩则在中科院做外事工作。
但是李佩却始终不知道，
自己的丈夫，
真正在做什么，
总是说走就走，
一次次长时间的出差。
直到第一次原子弹爆炸，
郭永怀和好友，
开心的喝酒聊天，
她才意识到了什么。
3.
1968年，
郭永怀在青海的研究基地，
在研究热核导弹时，
突然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
2月4日当晚，
郭永怀急忙赶到兰州乘飞机回北京。
然而，5日凌晨6时许，
飞机在西郊机场失事。
当时飞机上有十来人，
据唯一的幸存者回忆，
在飞机开始剧烈晃动的时候，
他听到有人大喊：
“我的公文包！”
之后的事情就不记得了。
等处理失事现场时，
人们找到两具紧抱着的烧焦尸体。
当大家艰难地分开他们后，
才发现中间有一个完好的公文包，
里面装的都是机密文件，
而这两个人，
就是郭永怀和他的警卫员牟方东。
当时李佩正在北京，
听到这个消息，
极为镇静，
没说一句话。
力学所安排了两个人陪她，
“一定要保证她绝对平安。”
当时，郭永怀的助手顾淑林，
和李佩睡在一个房间，
她回忆道：“
那一个晚上李佩先生完全醒着。”
“她躺在床上几乎没有任何动作，
极偶然发出轻轻的叹息，
克制到令人心痛。”
在郭永怀的追悼会上，
李佩又被怀疑是特务，
受到严重的政治审查，
她就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长椅上。
没人敢坐在她身旁，
更没人敢说句安慰话。
郭永怀走后的第22天，
中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获得成功。
那些时候，楼下的人常听到李佩的女儿郭芹用钢琴弹奏着《红灯记》，
李铁梅的唱段“我爹爹像松柏意志坚强，顶天立地……”
此后的几十年，
李佩先生几乎从不提起“老郭的死”，
没人说得清，她承受了怎样的痛苦。
只是，她有时呆呆地站在阳台上，
一站就是几个小时。
郭永怀走后没两年，
政治的湍流一次次把她们卷进漩涡。
十几岁的女儿去内蒙古当知青下乡，
李佩则在合肥中科大继续接受审查和劳动改造。
4.
1976年，
拨乱反正，
李佩恢复了工作。
当时年近60岁的她，
一手筹建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后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大学”）的英语系。
国内还没有英语教材，
李佩就亲自撰写教材，
每次上课，
她都带着现印的教材发给学生，
而且这些教材至今沿用。
那时文革刚刚结束，
物质人才都匮乏，
这个经历过风雨的女人，
为了培养新中国,
她做了很多擦边的事，
有的甚至是“提着脑袋”在干。
比如她主动找到那些被打成右派、
进过监狱的人才，
与她一起从事教学工作。
不过事实证明，她的眼光很准。
她请出山的“右派”许孟雄，
还是邓小平同志1979年1月出访美国时，
英文文件的把关人。
她用这样的信念与力量，
培养出了一批批人才，
还帮助了国内第一批，
自费留学生走出国门。
她也是英语教学改革第一人，
让学生读英文原著，
答辩也用英文叙述。
她也想念郭老，
但绝口不提，
只是在教学楼前立了一座雕像，
再将他的骨灰，
从八宝山挖出来，
埋在雕像下面。
1997年，更大的生活湍流发生了，
唯一的女儿郭芹也病逝了，
去世前，女儿郭芹最后一次来到作家边东子家，
请求道：“写写我爸爸吧。”
没人看到当时近八旬的李佩先生流过眼泪。
老人只是默默摆弄着女儿小时候玩的布娃娃。
几天后，她像平常一样，
又拎着收录机给中科院的博士们上英语课去了，
只是声音有些沙哑。
再后来，边东子写了《中关村特楼的故事》，
他说：“即使是功力深厚，又如何能写全、
写透、写准她了不起的爸爸和同样了不起的妈妈！”
“生活就是一种永恒的沉重的努力。”
李佩的老朋友、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同事颜基义先生，
用米兰·昆德拉的这句名言形容李佩先生。
5.
1987年，李佩退休，
但还是闲不下来，
她给博士生讲课，
又主持建立了，
“中关村老年互助服务中心”。
还创办了属于中关村的，
“百家讲坛”，
从1998年到2011年，
每周一次，总共办了600多场，
每场200多人的大会厅坐得满满当当。
她邀请了各界大腕儿讲学，
黄祖洽、杨乐、资中筠、
厉以宁、程郁缀、沈天佑、
高登义、甘子钊、饶毅……
在她90多岁的时候，
还组织了20多位专家，
把钱学森在美国20年做研究用英文发表的论文，
翻译成中文，出版《钱学森文集（中文版）》。
对外人，李佩先生常常讲钱学森，
却很少提郭永怀，旁人说李先生太“大度”了。
1999年9月18日，
李佩坐在人民大会堂，
国家授予23位科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郭永怀先生是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唯一的烈士。
那个奖章直径8厘米，
用99.8%纯金铸造，重515克。
4年后，李佩托一个到合肥的朋友，
把这枚奖章随手装在朋友的行李箱里，
捐给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时任校长朱清时十分激动的接受了箱子。
在李佩眼里，
没什么是不能割舍的。
早年从美国带回的手摇计算机、电风扇、小冰箱，捐了。
郭永怀走后，写字台、书、音乐唱片，捐了。
李佩先生一生教学的英语教案，捐了。
汶川大地震，
挽救昆曲，
为智障幼儿园，
她都捐钱。
有后辈说她对待名利的样子，
就像居里夫人把最大额的英镑当书签，
把诺奖的奖牌随意给孩子当玩具。
直到前年，郭永怀104岁诞辰日，
李佩才拿出陪伴了自己几十年的藏品，
捐给力学所：郭永怀生前使用过的纪念印章、
精美计算尺、浪琴怀表，
以及1968年郭永怀牺牲时，
被火焰熏黑的眼镜片和手表。
如今，这些东西就保留在力学所的304房间，
深棕色的门上面写着“郭永怀副所长办公室”。
隔壁是“钱学森所长办公室”。
钱学森说得没错，从办公室往外看，
是一排高大葱绿的松树。
只是已经半个世纪过去了。
甚至在几年前，一个普通的夏日下午，
李佩让小她30多岁的忘年交李伟格陪着，
一起去银行，把60万元捐给力学所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各30万。
没有任何仪式，就像处理一张水费电费单一样平常。
老太太说：“捐就是捐，要什么仪式。”
尽管她现在的力气越来越小，
但她还能对抗庞大的推土机。
在寸土寸金的中关村，
13、14和15号楼也面临拆迁命运。
李佩和钱三强的夫人何泽慧院士等人，
通过多种渠道呼吁保护这些建筑。
2012年，北京市政协通过动议案，
要求将中关村“特楼”建成科学文化保护区。
中关村的居民们感慨：多亏了这两位老太太！
直到李先生94岁，她实在走不动了，
才被迫停止了很多活动。
其实，她本可以得到更多的荣誉，
几十年里，无数协会想让这个老太太当会长，
但都被她一一拒绝了。
她唯一拿到手的只是一个长寿老人之类的奖牌。
一个人从战火中走出来，
经历过无数次政治运动，
走过大半个地球，
中年丧夫，老年丧女，
还在乎什么名利。
6.
曾有人把他们夫妇的故事排成舞台剧《爱在天际》，
有一次，李佩先生去看剧，
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人们从她的脸上，
读不出任何表情，
似乎再看别人的故事。
这群年轻演员还特意拜访了李佩先生。
一位演员说，当他见到了郭先生生前最后一封家书，
见到了郭先生的自画像，
郭先生不再是那遥不可及的雕像。
他开始明白李佩先生的那句台词了：
“我等你，你不回来我不老。”
100年里，我们所见的书本上的大人物，
李佩先生不但见过，而且一起生活过、共事过，
她见过太多的是是非非、潮起潮落。
钱、年龄对她而言，都只是一个数字。
在她狭小的客厅里，
那个腿都有些歪的灰色布沙发，
60年间，承受过不同年代各色大人物各种体积的身体。
钱学森、钱三强、周培源、白春礼、朱清时、饶毅、施一公……
都曾是那个沙发的客人。
没人数得清，中科院的老科学家，
有多少是她的学生。
甚至在学术圈里，
从香港给她带东西，
只用提“中关村的李佩先生”，
她就能收到了。
她的“邮差”之多，
级别之高，令人惊叹。
在钱学森的追悼会上，
有一条专门铺设的院士通道，
裹着长长的白围巾的李佩被“理所当然”、
“舍我其谁”地请在这条道上，
有人评价这个只有几十斤重的瘦小老太太“比院士还院士”。
何泽慧院士几乎成了李佩先生仅存的老邻居。
等到钱学森的夫人、她的挚友蒋英去世的消息传来时，
她已经没力气去送最后一程，
只能让李伟格代表她送去了花圈，
伤心的她连续3个月没睡好觉。
2015年她又给老朋友、101岁的张劲夫送去了悼词。
她一生都是时间的敌人。
在快进入人生的第99个年头，
李先生大脑的“内存越来越小”，
记忆力大不如以前。
她一个月给保姆发了３回工资；
她说现在的电视节目太难看了，
“民国的人去哪儿了？”
如今，“内心强大得能容下任何湍流”的李佩先生似乎越来越黏人，
有好友来看她，她就像小孩一样，闹着让保姆做好吃的，
离开时，她总是在窗边看好友一步三回头地走远，一点点变小。
属于她的故事太多，千言万语下来，
竟是言有穷，而情不可终。
饮冰十年，难凉热血。
岁月老去，思想年轻。
在浩瀚如烟的人海中，
这或许就是所谓的，
世间有道，以道殉身。世间无道，以身殉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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