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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有哪些不可思议的权谋手段？ 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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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登辉，别人二桃杀三士，他一桃杀三士。
利用一个行政院长的位子，干掉了小蒋的接班铁三角，行政院长俞国华，党秘书长李焕，参谋总长郝柏村。
5年时间，一个弱势副总统收回了党权，军权，行政权。
随后，一个冻省，就轻松干掉了自己的铁杆盟友兼接班人宋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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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一个古人的故事。按现在的标题起法，应该叫“君主换换衣服，灭了一个国家”。
故事的主角是管仲。
管仲就任齐相的时候，齐国并不怎么强大。刚刚结束了一场内部大动乱，外部又有众多国家虎视眈眈。尤其是临近的鲁国，对齐的威胁最大。所以，如何消除鲁国的威胁，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
出兵当然是最便捷的方法，可以当时的情况来看，齐国军队未必就能打赢。即便打赢了，也势必会引来其他国家的武力干涉。
齐桓公就很着急，来问管仲：“我想收服鲁国，又不想出兵，我该怎么办呢？”
要搁到一般人，肯定就让齐桓公哪凉快哪待着去了，不过管仲不是一般人，他很快就想到了计策，说：“好办，只要主公按我说的穿衣服就行了。”
经过一番“密议”，计划开始了。十天后，齐桓公换上了一身奇特的衣服。这种衣服的材料叫做“绨”，由多种丝线混合而成，正是鲁国的特色产物。与此同时，齐桓公下了一道指令，不允许齐国人织绨。齐国人本来就不织绨，穿绨的也少，但这道禁令一下，使得人们对于绨的好奇性猛增，再加上国君穿了一身绨，绨做的衣服一下子在齐国变成了流行品、高档品。这可把鲁国商人乐坏了，到每家每户去收绨，再高价到齐国去卖。管仲又把这些商人召集到一起，跟他们说：“你们弄来绨之后，除了卖之外，还有赏金可以领，千匹绨赏金三百斤，万匹赏三千斤，弄来的越多赏的越多。”（这里“金”有歧义，有说是黄金，也有说是指代铜币。）
鲁国国君也很高兴，心想可以狠狠地赚齐国一笔了，开始命令家家户户织绨。这样过了一年多，管仲派人到鲁国查看，看到鲁国繁荣异常，城中都是来往的车马，扬起的灰尘遮天蔽日，十步内看不见人。这下管仲高兴了，和齐桓公说：“把衣服脱了吧，鲁国咱们拿下了。”
齐桓公乖乖照做，换上了绸布做的衣服，再也不穿绨了。同时，封锁了齐鲁两国之间的关口，不再从鲁国进口绨，也不再向鲁国出口粮食。
这时候鲁国的危机就到来了，百姓已荒废耕种一年多，存粮几乎已消耗干净，粮价飞涨。在齐国卖十钱一石的粮食，鲁国要花上千钱。而囤积的绨除了齐国之外，在别的国家根本就卖不出去，一夜之间变成了废品。鲁国国君赶忙下令让百姓停止织绨改去种田，但粮食岂是一朝一夕就能种出来的呢？十个月，鲁国饿殍遍野，百姓纷纷逃往齐国。两年后，鲁国居民只剩下了不到四成。又过了一年，鲁国国君投降于齐国。
不费一兵一卒，管仲就解决了齐国的心腹大患。
这套方法可以说是所向披靡，很快，管仲又用类似的套路先后收拾了莱、莒、楚国。后来齐桓公想收服代国时，都不用多说，只问管仲一句话：“代国有什么特产？”，管仲就立刻安排人去代国收狐狸皮了。
在将近三千年以前，管仲能够想出这套“心理+经济”的方法对付敌国，超前了时代不止一星半点（此后的两千多年封建社会都未见有人再使用“经济战”方法）。当真是不可思议。也难怪在那个时代齐国能够横行天下了。
桓公曰：“鲁粱之于齐也，千榖也，蜂螫也，齿之有唇也。今吾欲下鲁梁，何行而可？”管子对曰：“鲁粱之民俗为绨。公服绨，令左右服之，民从而眼之。公因令齐勿敢为，必仰于鲁梁，则是鲁梁释其农事而作绨矣。”桓公曰：“诺。”即为服于泰山之阳，十日而服之。管子告鲁梁之贾人曰：“子为我致绨千匹，赐子金三百斤；什至而金三千斤。”则是鲁梁不赋于民，财用足也。鲁梁之君闻之，则教其民为绨。十三月，而管子令人之鲁梁，鲁梁郭中之民道路扬尘，十步不相见，绁繑而踵相随，车毂齺，骑连伍而行。管子曰：“鲁梁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对曰：“公宜服帛，率民去绨。闭关，毋与鲁粱通使。”公曰：“诺。”后十月，管子令人之鲁梁，鲁梁之民饿馁相及，应声之正无以给上。鲁梁之君即令其民去绨修农。谷不可以三月而得，鲁梁之人籴十百，齐粜十钱。二十四月，鲁梁之民归齐者十分之六；三年，鲁梁之君请服。
——《管子·轻重戊第八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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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回答节选自盐选专栏，有助于解答该问题。
盐选专栏名：
主讲人： 知识付费品牌围炉 Talk 官方账号三国时代是以三家归晋，司马氏摘了曹操家的「桃子」告终的。司马懿最终做到后来者居上，还真不是光心狠手辣就能做到，他可以半道截胡，其中一半是运气，另一半则是体现在各种细节和行动上的权谋手段。
想要了解司马懿的权谋手段，就要先从司马懿的出身讲起。他是大家族出身，司马氏一门居于河内郡温县，属于当地的名门望族。
论名望、论财富和社会资源，司马氏虽然比不上那些寡头级别的门阀大族，但肯定是比刘备这样地方豪绅之家要强。如果做大致的横向对比，这个家族应该和南阳郡的诸葛氏差不多。
东汉末年的社会形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各个大家族几乎垄断了社会的一切财富和资源。一个大族，其实就相当于一个袖珍的国中之国，尤其是在黄巾起义以后，这些大族普遍都有了私兵，说是一个弱化了点的诸侯国也不为过。
而同一地域内的各个大族，又会彼此通过联姻交叉持股，最终形成联盟，所以当时就有了颍川士族、南阳士族、河内士族这样的说法。譬如荀彧、陈群就是颍川士族的代表，诸葛氏则是南阳大族。长坂坡时赵云给自己喝号，说的是「常山赵子龙」，要把籍贯带出来，原因就在于他也是士族子弟。
所以三国时的「国」，和我们通常说的国不是一回事，他们内部的统一程度，其实远不如战国时代变法后的各个诸侯国。换句话说，魏蜀吴三国并不像三个独立的国家，而像是三个门阀联盟，只不过三个联盟都各有一个龙头老大。
以司马氏手中的资本，要想独自立起门户是做不到的。所以天下大乱这个变局，对他们家来说也不存在跑马圈地的问题。在当时，这个体量的家族要想在乱世中求存，唯一的选择就是带资入股，选择一家加入进去。
司马懿 23 岁那年，曹操就曾经下过征辟令，让他去自己手下做官，结果司马懿称病，躲了这次征辟，然后就一直闭门不出——当然应该没有电视剧里自断双腿那么惨烈。
司马懿之所以这么干，各种的缘由总结起来就是四个字——「保留余地」。
司马氏的势力说大不大，但说小也不小。因为有资源，所以肯定谁都惦记；又因为资源不多，所以这样的家族很难独自把握自己的名义。更要命的是，当时河内郡所处的位置，正好夹在曹操和袁绍两派势力之间。
这种情况下，任何赌博性质的押宝都是不可取的，押对也就罢了，押不对就是全族几百上千条颗人头落地。在居于弱势地位的情况下，任何时候你的首要任务，都不是琢磨什么弯道超车、谋求发展，而是「生存」。
当时，司马懿的父亲司马防和大哥司马朗都已经在曹操麾下为官效命。按照三国时代的游戏规则，司马氏这个时候应该已经算是在曹氏集团入股了。
此时官渡之战刚刚结束，虽然河北的袁绍已经大败，但袁氏残余势力尚存，未来局势的走向其实依旧存在变数，这里面的风险，是司马家承受不起的。
在曹操这边，反正已经有司马防、司马朗父子两人，早就完成了入股，曹操怎么也挑不出司马氏的毛病；那么司马家留着一个声望很高的二儿子司马懿没有为曹操做事，就始终给自己家的未来多保留了一种可能性，这其实就是一种变相的两边下注。
或者也可以这么说，如果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那么给自己多保留几种可能性，等候最佳的时机，是最明智的选择。
司马懿这一等，就足足等了七年。七年之后曹操已经完全控制了中国北方，局势走向已经没有一点悬念，这个时候，司马懿就很痛快地接受了曹操的再次征辟，做了司空府的文学掾（秘书长）。
作为缺乏资源的后来者，最好的选择就是永远保证自己能够跟从赢家，在严酷的外部环境下，这未必能保证你也赢，但至少尽可能地保证你不输。
在常人看来，这七年中战时频发，正是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机，蛰伏七年等于是白白坐视无数的机会从自己眼前溜走。
从司马懿的角度来说，他不缺头脑和见识，但司马氏手里的那点资源却不算多。所以，赢，自然很好看；但输，却一次输不起。假使曹操最终败了，而司马氏一门又把宝全部押在他身上，届时这个家族的处境就会很尴尬。他们家的资源，还不够保证新的赢家能够宽宏大度、不计前嫌。
在这种输不起的局面之下，你能考虑的，首先不是赢，而是不要输。
至于所谓的「机会」，乱世远还谈不上结束，而对曹操这样的明主来说，他用人看的是能力，而非功绩。所以，入仕早晚，起码对司马懿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
一个人能对时局洞若观火，却又能谨小慎微，足足蛰伏七年，不容一丝一毫的不确定性，他的谨慎和耐心，只能用可怕来形容。
除此以外，另一个促成司马懿接受征辟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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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小节 9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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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号：姜楠史话261 人赞同了该回答
郑武公把女儿嫁给了胡国国君，相约世结姻亲。但是胡国盛产制箭木材，郑武公野心勃勃扩充军备，志在中原，攻打胡国是早晚的事。他微微向重臣关其思透露了心意。
一次高层会议上，郑武公突然发问：“我想用兵，谁来当第一个倒霉蛋”。关其思微微一笑，胸有成竹的出列：“胡国可伐”。常理说，郑武公应该默契地接过递来的刀，接茬讨论细节。但戏剧的一幕发生了，郑武公面色狰狞，像被轧了尾巴的猫，炸了毛：“我女儿嫁到胡国，胡国就是亲戚之国，你怎敢提这种建议，良心大大的坏了”。下令把关其思推出去斩首，头颅传送胡国，以表达永世不相犯之意。胡国国君大为感动，不再对郑国防备。接着郑国军队偷袭，胡国一战而亡。估计关其思在天上大骂：“我tm的没讲错好吧”。对于郑武公这样的领导而言，万物皆为我所用，连女儿都可以舍弃，一个臣子算什么。
比关其思更惨的是唐鞅。暴君宋王说：“我杀人多，可臣子们却越发不畏惧我，这是怎么回事？”，宰相唐鞅回答：“您想让臣子畏惧，不如不要区分好坏，不断的治罪臣子，这样臣子们就会畏惧了”。宋王一拍大腿，精辟呀！不久，杀死了唐鞅。
宋王被称为桀宋，桀纣一样的暴君，可郑武公却是开疆扩土的有为君主，对臣子态度咋都像渣男呢？
《韩非子·说难》里说：“其知皆当矣，然甚者为戮，薄者见疑。非知之难也，处知则难矣。”
（关其思）他们的观点都对，但是重的被杀戮，轻的被怀疑。不是明白道理难，而是如何去处理明白道理的这件事才难呀！
口袋装土豆的农妇，到厨房才抖漏出土豆。段位高的人早就看出了事态走向，他们攒攒到了一定的时机再说，或根本不说，取决于机变。“知机善变，不变则危”。
张居正在《权谋残卷》里说：
“人心有所叵测，知人机者，危矣，故知微者宜善藏之。”
人心无法预测，知道别人心思的人最危险。所以洞察先机的人应该隐藏自己所知道的。对于桀宋那种渣领导，基本可以晾到一边，让他自己玩去；对于郑武公那种智慧腹黑型领导，谏言要讲究方式方法。
张居正的意见是：“谏不宜急而宜缓，言不宜直而宜曲”。
谏言不能急而要慢慢地表露，说话方式不能直来直去，要曲折婉转。你以意说，领导以意听，彼此都有个转圜的余地。关键是劝谏前，估摸一下领导成色，看值不值得你冒险。
当然也有值得犯言直谏的好领导。
齐桓公很恼火，他跟管仲密议攻讨莒国，不知怎的，京城传的沸沸扬扬，谁泄了密？齐桓公召管仲来责问。军国大事泄密要追责的，管仲哪敢背锅！他心眼子多，瞬间反应过来：“这肯定是有贤人呀”。闻言，齐桓公果真脸色和缓了下来。
为啥齐桓公脸色缓和了呢，因为齐桓公真爱惜人才，手下重臣有的出身奴隶，有的来自敌国。为招致人才，齐桓公发明了“庭燎”，通宵燃灯火，待贤人自荐。管仲也曾辅佐齐桓公政敌，差点要了齐桓公的命，齐桓公不计前嫌，照样视为心腹。齐桓公在管仲的“启发”下突然想起来，讨论攻打莒国时，有一个拿扫帚的杂役，往他们那儿瞅了一眼。齐桓公把那个叫东郭牙的杂役唤来，一问，果真是他。齐桓公很好奇：“我俩窃窃私语，你怎么知道的”。东郭牙说：“君子有喜乐、钟鼓、清净三色, 你俩张牙舞爪的样子一看就是钟鼓色，这是要用兵啊。君王所指的是莒国方位，尚未归顺的小国唯有莒国,所以猜测要伐莒。”东郭牙口才棒棒的，齐桓公大喜，又发掘一个奇才，泄密事按下不提，把东郭牙加官进爵，皆大欢喜。
齐桓公和后世的唐太宗一样，将大局放在私人情绪之上，宽宥下属过失，屈尊待贤，是值得辅佐和犯言直谏的好领导。
也有一种万能玩法，参考周公旦与胜书的聊天：
胜书曰：“有事于此，而精言之而不明，勿言之而不成。精言乎，务言乎？”
周公旦曰：“勿言”。
胜书问：“拿不准的事，跟领导仔细说说不清楚，不说事又不成。细说？还是不说？”。周公旦：“不说。”
对呀，拿不准就不要说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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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反对本本主义》。
下级不想执行上级的路线，一般有三种办法。一是明确反对，拒不执行；二是表面迎合，实则消极执行。第三种最为阴险，先是坚决拥护，然后故意曲解扩大路线的影响面，再往死里执行，把路线执行到民怨滔天的地步，最后这路线必然是失败的，而锅却可以甩给上级，自己一干二净。
还有个词叫“捧杀”，可以和上面的第三种方法配合使用，效果更佳。
当官僚主义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到极致时，捅出的刀子都是杀人不见血的。
很可惜，某人虽然看到了这一点，却还是没躲开四面八方捅过来的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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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里的有些回复貌似对太史公不怎么感冒，在这里奉劝一句:优越感太廉价，如果一直停留在这个层面上看问题，只会害了你们自己。
本来还写了一段，想了一下便删了，我一无义务为你们解释，二无耐心与你们争论，上面那句话已经算够意思了，咱们点到为止。
下面是原答案。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件经典案例：
1、齐国要攻打鲁国。
春秋时期，齐国大臣田常阴谋政变，但是忌惮高昭子、国惠子、鲍牧、晏圉等人在齐国的政治影响力。为了转移国内矛盾，田常便调动他的部队攻打鲁国。孔子听到这个消息，感到忧虑，便对学生们说：“鲁国是我祖宗坟墓所在之地，父母所在之邦，国家这样危急，你们为什么不出面制止呢？”性格刚烈、办事比较鲁莽的子路请求去齐国劝说田常，被孔子制止。子张、子石也请求前往，孔子也不同意。子贡请求出面，孔子立刻同意了。
2、子贡临危受命。
子贡到了齐国，对田常说：“先生选择鲁国作为攻打目标，实在是大错特错！鲁国是很难攻取的，原因如下：鲁国的城墙又矮又薄；鲁国的土地狭小又不富有； 鲁国的国君愚不可及；鲁国的老百姓不拥护他们的国君； 鲁国的大臣们都是一群碌碌无能之辈。
所以，你不如攻打吴国，原因如下：吴国的城墙高而且牢固；吴国的土地广阔而且富有；吴国的军事力量强大； 吴国的大臣非常贤明。这些都是吴国容易攻打的理由。”
子贡所言，先用铺垫性的说辞，来激发对方做出反应，然后根据对方的反应来顺势控制对方，达到“欲擒故纵”的效果。
果然，田常脸色大变，生气地说：“先生所认为的困难，恰恰是人们认为容易的；先生所认为的容易，恰恰是人们认为困难的。你用这样荒谬的言辞来迷惑我，居心何在？”
子贡不慌不忙地说：“我听说， 忧患在内的，攻击强敌；忧患在外的，攻击弱者。现在你想攻取鲁国来壮大你在齐国的势力，当然容易取胜。然而，取得胜利，国君就会变得骄傲自满； 攻破敌国，下属就会变得居功自傲。打败弱小的鲁国并不能证明你的能力，但却是你与国君疏远的开始；打败鲁国，齐国国君会越发骄横，甚至看轻你，下属也会越发恣意妄为，甚至野心膨胀，你在齐国就更危险了，想成就大事也就难矣。反过来，你倒不如攻打强大的吴国，如果失败，大量的战士、将领战死于外，国内必然空虚，也就没有人与你抗衡了。这时候，国君被孤立，一切不就是你说了算吗？”
不知道腐儒如何看待子贡的这套与孔子的王道理念相差十万八千里的说辞。相信如果是子路前去游说，一定会拿出一副正义凛然的架式，讲一些如有王者，必世而后；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之类的大道理来。
子贡能言善辩，本不是受孔子推崇的，《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曾说：“子贡利口巧辞，孔子常黜其辩。”但是孔子这一次派子贡去游说田常，是经过充分的权衡利弊，并深信子贡的纵横游说才能的，这虽然与孔子的根本主张有些违背，也可以看出孔子在推销其王道政治理念时，也有处理具体问题的灵活性一面，这与后世将孔子描述为满口“仁义道德”的迂腐形象大相径庭。
田常听了很高兴，不愧是孔子的学生，讲出来的话就是有水平。于是他说：“好啊，但是我的部队已经派往鲁国了，如果转而攻打吴国，别人必然产生怀疑，这可如何是好？”
子贡说：“你先按兵不动，待我前往吴国，说服吴王救鲁伐齐，你不就有理由与吴国交战了吗？”田常同意，于是子贡到南方去见吴王。
3、谋划齐吴之战。
“春秋无义战”，当时各国都是打着冠冕堂皇的理由来发动侵略战争。自从吴国打败了越国，令越王勾践伏首称臣之后，吴王夫差的野心也极度膨胀，四处用兵，连年征战，成为春秋后期的强国。
子贡到了南方见到吴王，说道：“我听说，实行王道思想的国家能够长治久安； 建立霸业的国家不允许有竞争对手。当今齐国是军事强国，是与大王争霸的强劲对手。如果大王能够保护弱小的鲁国，就会使美名显扬于天下； 打败强大的齐国，就会令其他国家拱手称臣。建立霸业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如果大王肯发兵拯救危在旦夕的鲁国，打败强大的齐国，就可以在国际间提高威望，没有比这更好的机会了。”
子贡用霸业的诱饵来游说吴王，果然正中吴王心思。吴王说：“好啊。不过，我曾与越国作战，虽然令越王臣服，但其对我始终存有报复之心。当务之急，我还是先讨伐越国再说吧。”
子贡说：“越国实力不如鲁国，吴国的强大不如齐国。你放弃与强大的齐国交战，而与弱小的越国交战，则齐国会趁机吞并鲁国。况且，天下人都认为大王有存危亡、继绝世的美名，如今你只想讨伐微不足道的越国，而畏惧与强大的齐国交战，算不得勇敢！因为勇敢的人是不会逃避危险的；讲仁义的人总是一诺千金的；有智慧的人是不会错失良机的。今天，你不攻打越国，就可以向诸侯显示你的仁义；解救处于危难的鲁国，打败侵略者齐国，就可以向晋国这样的强国施威，天下各国归顺吴国不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吗？”
当年吴王阖闾被越王勾践打败并战死，夫差继位后励精图志，发展国力，一血国耻，甚为世人所称道，但也养成了其自视甚高，好大喜功、虚荣心很强的性格。子贡针对夫差的这一性格特征，极力鼓吹保护弱小的鲁国，打败强大的齐国就可实现称霸天下的志向，又用仁义之人、勇敢之人、智慧之人的标准来激励吴王，果然燃起吴王对齐用兵的雄心，这与当初子贡刺激齐国田常对吴国用兵的手法如出一辙，都是一种隐性策略的运用，通过利害分析来施加影响。唯一不同的是，吴王追求的利是“霸名”，田常追求的利是个人“政治利益”。
对于吴王的顾虑，子贡说：“如果你对越国确实不放心的话，请让我到东面去面见越王，让他把军队派出来，跟随你一同讨伐齐国，这样就可以免除你的后顾之忧了，等打下齐国，再收拾越国就易如反掌了。”吴王同意，请子贡去越国游说。
4、定下灭吴之计。
越王听说子贡要来，亲自到郊外去迎接他。子贡对越王说:“前者劝说夫差伐齐时，吴王说‘先让我把越国灭了’，我知道大王有报仇雪耻的志向，可是连夫差都看出来了，大王你危险了。”子贡一下子就说中了勾践心中最大的恐惧，勾践马上拜倒在地，问:“先生，应该怎么办？”子贡说:“现在你应该主动向吴王请求出兵帮他打仗，用重礼和美言迷住其心窍，让他对你放心。吴王暴政，民愤很大，奸臣当权，君臣不一心，吴国正在走向灭亡之路。吴王要去打齐国，战败了，当然是你的福；胜了，他必然转而攻打晋国。到那时我去说服晋国国君，叫他出兵一起对吴王作战。吴国精锐兵力都困在了齐国和晋国。此时你趁机灭吴，一举而得。”越王非常高兴，接受了子贡的计策。
子贡回到吴国，对吴王说:“越王很惧怕你，不敢轻举妄动。”
随后，越王按照子贡的安排，派文种携重礼出使吴国，请求由勾践率军亲自跟随出征。吴王信以为真，问子贡可否。子贡说:“大王可以收下越国的宝物，征发他的部队，如果再征召国君，与大王霸主的仁义不相称。”
千穿万千，马屁不穿，吴王很高兴，采纳子贡的建议，收了越国的宝物和部队，没有带勾践出征，然后集中全国之兵力攻打齐国。
随后，子贡马不停蹄，来到晋国，对晋定公说：“我听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现在吴国和齐国就要开战了。我提醒国君，吴王有霸主之心，如果吴国打败了齐国，为了争夺霸主的地位，肯定会出兵攻打晋国。”晋定公大惊，问子贡怎么办，子贡说:“大王只要事先整顿部队，静待变化就可以了。”晋定公采纳了子贡的建议。
5、子贡大功告成，胸有成竹回到鲁国。不久，吴、齐果然开战，结果吴国大胜。不出子贡所料，夫差并没有收兵回国，而是调头去攻晋国，两军在黄池相遇，吴军被晋军打得大败。
消息传到越国，勾践趁机立刻起兵攻打吴国。吴王班师迎战越王，结果三战三败，最终吴王夫差被杀，越国成为了东方的霸主。
至此，子贡顺利完成了他的使命。
太史公慨叹道: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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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谋向来分为两种，阴谋和阳谋。阴谋的特点在于隐蔽性，不能为人所知，不然被拆穿了就毫无作用。阳谋不同，阳谋是利用敌人的固有缺陷而设计。阳谋可以堂堂正正的摆出来，丝毫不惧怕被人知晓。敌人的那些固有缺陷都是最深层也最无法改变的，所以即使知道你的阳谋，也只能中计。形象的来比喻，阴谋就像在路上挖了一个坑，但用了各种掩饰让人无法察觉，有不注意的人走过来就必然掉进去。但如果别人已知这里有个陷阱，就会避开，这个陷阱也就无用了。阳谋就是我在地上挖了一个坑，我根本不掩饰，就摆在那，但是我会在坑里放一根金条。有的人的固有缺陷就是贪财，他明知这个坑他进了可能就爬不出来，但是贪欲促使他要赌一赌，他就自然而然的进坑了。 今天，我就来说一个阳谋对阴谋的故事。
1945年8月， 蒋介石 （前后各空一格以示尊敬）十天内连发三封电报邀请毛泽东赴重庆和谈。电报中谈的都是国家和平、团结大计。你也许会奇怪，向来推崇一个国家，一个党，一个领袖的老蒋怎么突然性情大变，开始组建联合政府了？其实这只是蒋校长这个生意人的一个小阴谋。彼时，国军仍大部停留在西南西北，而八路军则深入日占区腹地。面对即将而来的受降工作，老蒋知道自己的军队远离中心地带，并且根本命令不动八路军。这势必会导致八路军接收大量地盘和日军装备，这对于他来说绝不是一个好消息。于是老蒋在要求美军运输部队的同时，发出了这三封和谈电报。看来老蒋也还是读过一些书的，这次是用了擒贼擒王，调虎离山，暗渡陈仓，无中生有等几个连环计。目的很明显：假借和谈之名，一方面吸引各大势力的关注，给调兵赢得时机；另一方面也可以把不肯和谈破坏国家团结的罪名安给中共。然后顺理成章的开始内战。和谈是不可能和谈的，这辈子都不可能和谈，只能做点假和谈的过日子。蒋公当惯了独裁者，哪会让这帮泥腿子来分权。和谈只是为了掩盖底下的肮脏行径。蒋校长的这一“妙计”可谓一箭多雕，但也有一个最大的缺陷。如果毛泽东真的来了该怎么办？那么压力一下就来到了蒋公这边。和谈吧，那不是当不成独裁者了？不和谈吧，破坏国家团结的罪名不就到我头上了？
不过如果你把这些担忧告诉蒋公，蒋公一定会笑你是蠢材，然后露出一切尽在掌握的笑容轻声说道：“毛泽东断不会来！”为何？其一：毛泽东辛苦多年终成一党之领袖，怎么可能深入敌人腹地？置生死于不顾？置权势于不顾？其二：毛泽东一走，共党便是群龙无首，下面的人会答应？其三:蒋公我何许人也？向来有扣人的光辉历史。胡汉民，国党元老，我说扣就扣。张学良，我的结拜兄弟，我照扣不误。毛泽东你怕不怕？其四：毛泽东这个泥腿子不是关公，我才不信他有勇气来单刀赴会。
蒋公的确是“算无遗策”，但他的所思所想全都暴露在了毛泽东的视野之内。毛泽东陷入了无尽的思考之中。这的确是个两难的境地，去了的话就生死难保，不去的话又会被强加“蓄意内战”的罪名，不仅丢了人心，更给了蒋介石开战的理由。中央的各级领导必然是反对的。国共是世仇，蒋介石又向来是个心狠手辣的人。重庆更是鱼龙混杂，多方势力盘根错节。难保不会有人想取毛泽东的性命。事实上重庆谈判之时，国民党特务系统中就有人扬言，愿以自身性命去换毛泽东一死。这趟重庆之行非但是鸿门宴，更可能是绝命路。
无数的想法利弊在毛的脑中快速计算，面对中央同志的反对，面对这样一场可能有去无回的危局，毛泽东深吸一口烟毅然决然的做出了选择：必须要去！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
我准备坐班房……如果是软禁，那也不用怕，我正是要在那里办点事。现在苏联红军不入关，美国军队不登陆，形式上是中国自己解决问题，实际上是三国过问，三国都不愿中国打内战，国际压力是不利于蒋介石独裁统治的。中苏条约有利于中国人民，苏联红军攻占东三省是有很大影响的。所以，重庆是可以去和必须去的。蒋介石满盘计算都源自于判定毛泽东必然不来，那么我们就更不能让他得逞。他要和谈，我们便同他和谈，让人民来判断谁是真和谈，谁是假和谈，谁是一心为中国，谁是一心为权势。最坏无非是我毛泽东死在重庆，但是人心却会永远站在我们这边。这就是毛泽东堂堂正正的阳谋。面对革命的理想，面对国家的重建，面对人民的希望，就算身死人手也在所不惜。毛泽东用行动证明了自己对于革命事业的忠贞。某些历史类专家经常把毛描写成一位心机深重，权术高深的阴谋家，然而他们却忘了在党数次危机的时刻，都是毛坚决果断的站了出来。贪权惜身之人哪有一次次以身犯险，冲锋陷阵的？
出发前，毛就做好了回不来的准备。临行前，他不但建议由刘少奇代理自己的职务，还建议书记处增补陈云、彭真二人为候补书记，以便在毛、周二人都不在的情况下，书记处还能保持5人开会。毛提前办好了自己的“身后事”，确保革命没了他也能顺利运转。一切安排妥当后，随即上了飞机前往重庆。
之后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毛泽东在重庆的和谈获得了满堂喝彩。毛泽东在重庆期间会见了无数民主党派人士以及后方百姓，用自己的风度与学识，宣传了共产党的主张与政策，赢得了无数赞誉与支持，占据了舆论的上风。一首《沁园春·雪》更是成了这出大戏的最佳彩蛋。争取主动、宣扬自我、赢得民心，就是此行最大的收获。后来，毛泽东也有惊无险的回到了延安。
毛泽东用自己的阳谋狠狠刺穿了蒋介石的阴谋，迫使蒋公不得不签订了《双十协定》。之后其悍然撕毁《双十协定》的那一刻，就注定了要背负内战的罪名，并把无数中间势力和厌战的百姓推向了共产党。蒋公到死都只迷信着武器和军队，却忘了孟子几千年就说过：“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几年之后，数百万大军土崩瓦解，整个大陆血染为红，蒋公蜗居南海一岛直至最终。
阴谋在阳谋面前，如此的不堪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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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读书，不求甚解。不学历史，只学创造历史的人。993 人赞同了该回答
权谋即是驭人。驭人首要驭心。历史上，能被常人品得津津有味的权谋，是被大多人看透的，都称不上“不可思议”。我觉得有些不太合逻辑的历史事件，摒弃固有的历史结论或印象，用权谋思路和帝王之心去反推历史脉络，有时候会发现一些微妙且潜在的印证关联，反而逻辑上更通顺。那时会惊叹真的是不可思议，而又合理。我以前的答案写过一些，懒一下直接贴过来。关注我的朋友以前都看过了。提前声明，与主流历史解读完全不同，都属于权谋思路下无法实证的反推猜想。学究勿扰。
一、杨贵妃到底是谁杀的？——假痴不癫，借刀杀人，甩手掌柜的替罪羊策略
马嵬驿事件，是所有统治者都最最最忌讳的兵变，唐玄宗之前就因为儿子披甲进宫就认定谋反，从而一天搞死三个亲生骨肉。这次实打实的兵变，他为什么会直到成都，都无可奈何地默认了？这些发动兵变可都是亲兵近卫啊，还要护送他千里行程，为什么他事后一直没有警慑措施？
兵变后入蜀时，恰遇从蜀地向长安运送春彩贡品，对皇帝出逃尚不知情的使队，玄宗临时起意，将春彩全部分给士护送将士，将士无不感动。不罚反赏，老皇帝依然是驾驭人心的好手。
再看马嵬驿兵变，没人策划，这些士兵有那么高的政治觉悟杀丞相还斩草除根，又有几个人能指挥的动这些玄宗专门挑选的亲兵？马嵬驿背后有人煽动，是公认看法。
主流看法是：马嵬驿事变背后是太子李亨，主要发起者和实施者，是领兵的陈玄礼。但陈玄礼与李亨过去、未来都几无交集。这一点说不通，主流就反过来认为这次兵变像是未经策划的偶然的群体事件，被太子顺水推舟。
唐玄宗晚年心态确实变化很大，马嵬驿也有很多地方从道理上讲不通。那么这次群体事件，就只能赖杨国忠声名太臭，是个偶然事件。其实认清马嵬驿逻辑的瓶颈问题正在于，主流总把晚年唐玄宗看成一个苦哈哈的糊涂小老头儿，把所有可能发动兵变的人都猜了个遍，却唯独没人愿意去猜，极有可能性的唐玄宗本人。因为这样的真相太没有文学价值了，会让后来那么多明皇与杨贵妃的文学名篇都变成戏说失却美感。从情感上，几乎所有人都选择性忽视唐玄宗本人。更重要的是，这种解读对当时的太子，后来的皇帝，太缺乏舆论价值。
马嵬驿兵变的背景大家都知道，唐玄宗一看长安要丢，号称要亲征，却摆了百官和京师百姓一道，趁夜色带着1000多人，包括重要的禁军宿卫兵、高官和皇子皇孙皇妃，秘密逃往蜀郡，还没出长安百里，就发生了马嵬驿事变。这中间应当还有一定数量负责运输职责的扈从。根据记录，这千余人中，禁军一共只有600多人。按照这个人员配置和兵力数量，以及逃亡的秘密性质，唐玄宗带着记注起居的史官逃跑的可能性极低。所以此事件过程的一手档案，应为局势稳定之后根据口述回忆所做的补录。从后来的立场上讲，唐肃宗为了给自己得位合法性辩解，增添自己权威功绩，也会极力给整个玄宗朝，作文学形象化的修饰。对马嵬驿这段，肃宗获得权力的首要节点的解释，也最具打马虎眼儿的条件。现在主流认为的这个凄美的结局，也最符合时人、后人所期待得想象，成了一段著名的历史迷魂阵。
先看马嵬驿事变中，在场，或不在场的一些相关人物：
唐玄宗：71岁。被杨国忠极力鼓动，前往蜀郡避祸。于是下定决心，偷偷逃离长安前往蜀郡。陈玄礼：年龄不详，但根据其曾参与玄宗早年发动诛杀韦后的宫变记录，他追随玄宗至少46年。年纪应不低于65岁。考虑他在玄宗二十多岁时已任果毅都尉，马嵬驿兵变时很可能也在70岁左右。他性格“淳笃自检”，一直宿卫宫中，从玄宗继位起，深受玄宗信任长达45年。马嵬驿兵变时，任禁军龙武大将军，正二品，属于直接对皇帝安全负责的禁军最高统领。作为当时护送玄宗入蜀的仅有的600多禁军扈从的指挥官，相当于玄宗身边第一亲信。他是马嵬驿兵变操刀主事者，兵变发生前曾找太子李亨商讨知会此事。杨国忠被诛后，率众向玄宗请杀杨妃。杨妃死后，玄宗召陈玄礼视之，陈玄礼首先率众请罪。从玄宗入蜀，到一年多后玄宗回长安，始终跟随玄宗。玄宗最后被软禁时，陈玄礼病死。太子李亨：45岁。在玄宗常年弹压下，一直战战兢兢的老太子。陈玄礼派李辅国知会太子诛杀杨国忠，但太子犹豫不决，并未答应。马嵬驿第二天就与玄宗分道扬镳，去了西北朔方军大本营，并立刻登基自立为帝。杨国忠：早年入川从军，在蜀地起家，长期经营蜀地军事人事，遥领任剑南节度使。唐玄宗逃亡前尚节制剑南。年老昏聩的唐玄宗，偏信偏听的宠臣，宰相。李林甫晚年政敌。杨贵妃的远房堂兄，名义兄长。与杨贵妃姐妹虢国夫人的相好。极力鼓动玄宗入蜀。杨氏一族且为安禄山发动叛乱之口实“清君侧”。杨国忠被杀后，受兵变牵连诛杀的还有其长子户部侍郎杨暄、其亲戚御史大夫魏方进、杨贵妃、韩国夫人、秦国夫人。杨国忠的妻子裴柔与她的小儿子杨、虢国夫人与她的儿子裴徽都乘乱逃走，被地方县令率兵杀死。杨玉环：贵妃，玄宗晚年宠妃，总领后宫。是堂兄杨国忠获得唐玄宗赏识的举荐人。是杨氏在前朝获得荣宠的首要因素。在安禄山攻陷东都，进攻京师门户潼关的紧要关头，以企图含石自尽的方式，成功阻止唐玄宗御驾亲征提振潼关士气的决策。潼关被破，玄宗带其逃往蜀郡。马嵬驿被逼自杀。安禄山：安史之乱发动者，以忧国之危，奉密诏讨伐杨国忠以清君侧的口实，衰军反叛。其攻陷洛阳与潼关后，玄宗被迫出逃。韦见素：副相，杨国忠党。杨国忠所提携。在马嵬驿兵变中，为陈玄礼所护，且是玄宗刻意让陈玄礼保护。先玄宗入蜀后，被玄宗派去肃宗阵营，名为效力实为监视，备受肃宗冷落。魏方进：杨国忠亲戚，杨党重要成员。御史大夫兼负责布置中途食宿之所的置顿使。杨国忠被诛时，魏方进喝责杀杨的兵士后被杀。韦鄂：韦见素之子。在杨国忠被诛，玄宗为是否杀杨贵妃犹豫的最后时刻，力劝玄宗必须杀妃。高力士：72岁，也是玄宗的老伙计。玄宗一生最忠心和信任的贴身太监。兼领掌管北衙禁军马政的内飞龙使。最后时刻力劝玄宗杀贵妃。安史之乱后始终跟随玄宗。玄宗最终被软禁后，为肃宗所定罪流放，得知玄宗驾崩，吐血而死。李辅国：太子李亨的亲信宦官。陈玄礼在事变前即将要杀杨国忠的消息透漏给李辅国，让李辅国转达给太子，希望太子支持。但太子犹豫未能决断。第二天陈玄礼并未征得太子同意和帮助，即动手杀了杨国忠。李辅国的重要性在于，一场影响权力格局的兵变，指挥者陈玄礼竟然仅是通过他跟太子知会了一声，与太子双方根本没有面谈。皇子李璬：在玄宗出逃前遥领剑南节度使。崔圆（此时在成都）：剑南节度留后，当时是杨国忠遥领剑南节度使，相当于崔圆作为代理节度使三年未能扶正。崔圆为萧炅推荐给李林甫走入仕途。属于李林甫党。与杨国忠无交情。玄宗出逃前认命其为剑南副节度使。玄宗入蜀后依旧代理剑南节度使，玄宗回长安后转正。章仇兼琼（此时已死）：前任剑南节度使，杨国忠党。是杨国忠获得杨贵妃赏识的举荐人。鲜于仲通（此时已死）：前任剑南节度使，杨国忠党。是杨国忠获得章仇兼琼赏识的举荐人。这里做一个大胆的猜想：杨国忠与杨贵妃之死，根本就是玄宗本人的意愿。
陈玄礼这样一个，从年少时就跟随唐玄宗出生入死近半个世纪年的心腹禁军统领，入蜀危局下所有600多亲兵护卫的总指挥，又是“淳笃自检”的谨慎安分性格，其职位、资历与忠心程度，谁能使唤得了？恐怕太子也使唤不动。马嵬驿兵变前，是陈玄礼主动找近侍李辅国向太子传话，太子犹豫还没答应，次日就已经发生了兵变。陈玄礼只是让李辅国传个话，与太子没有直面沟通，太子几乎没有机会参与策划。所谓太子参与兵变，也就仅仅李辅国这一条线能的搭上而已。提出杀杨国忠的主动方明显是陈玄礼。其麾下士兵，是禁军六部，即使对杨国忠有怨言，但在危难时刻要挟皇帝，对这些士兵本人来说也没有现时的实际好处，无人煽动的可能性较小。而且陈玄礼在兵变前就要杀杨国忠，兵变绝非偶然发生的群体事件。
虽然玄宗确有为性命考虑而入蜀的意愿。但入蜀避难也一直是杨国忠鼓动的方策。而且玄宗逃跑后，杨国忠企图烧毁左藏库被玄宗阻拦。事后又擅自烧毁便桥，以断玄宗退路。玄宗得知紧急制止。玄宗四十多年皇帝的老狐狸，此时岂会感觉不到杨国忠的意图。
杨国忠任宰相独揽朝纲。玄宗仅1000余人的逃亡队伍里，杨国忠儿子为户部要员，亲戚为御史大夫，兵变时魏方进还试图做出反抗。他起家自蜀郡，兼剑南节度使，此前两任剑南节度使都是他的亲信，可以说蜀郡兵权在杨党手中足有二十年。本应继任节度使的催圆在留后的位置上多年迟迟不能转正，只因不是他的人。可以说，此时的蜀郡已经是杨国忠经营多年的老巢了。两京城破，他就极力鼓动皇帝入蜀偏安，甚至杨贵妃都用自杀要挟玄宗放弃亲征战略。潼关未丢，玄宗还有平叛自信，没有为难杨玉环的意思。但潼关失守，唐玄宗的自信程度和决策路线也就截然不同了。他后期虽然厌政，但这点利害还是掂量得轻的。有杨国忠跟着，恐怕在蜀郡还有被挟以令诸侯的巨大隐患。
假如马嵬驿事件真的是唐玄宗的意思，那么为什么不直接赐死杨国忠呢？起码现在身边的卫队将领，还是玄宗身边最牢靠的人。正因为蜀郡遍布杨国忠党羽，尤其是蜀郡军政被杨党把持多年。杨国忠本人一死，蜀党就失去了纽带。但如果本受宠幸的杨国忠之死，是皇帝亲手所为，也会刺激到蜀党对玄宗的戒心，很不利于玄宗入蜀后的稳定与安全。玄宗需要借刀杀人，以示自己对杨国忠并未失去信任。
杨国忠被杀时，带走的重要官员就是杨党另两个核心。但除了杨家亲属被株连，陈玄礼却受玄宗命亲自保护了同为杨党的副相韦见素，也说明，此事件并非诛除杨党，而是针对杨国忠本人。事实上这种节骨眼上，玄宗不可能在蜀中发动大规模的政治肃清。从某种意义上说，老皇帝多年不管政事，才有杨国忠结党。杨国忠一死，反而杨党便只能围绕唐玄宗本人，更有利于玄宗此时的危险局面。
陈玄礼在行事前，其实无须得到太子的同意。他与太子也本无交集，太子最终也并未答应，更未助力于他，他仍然独立行事成功。太子与杨国忠不和，他也不必有得罪太子的顾虑。身为玄宗亲信，以性命相托的武将，他此时与太子接触更是逆鳞行为。要知道玄宗的多疑性格，对太子的提防是举朝皆知的。之前储位之争，玄宗杀子可是一点没有仁慈和犯迷糊的表现。但陈玄礼仍旧与太子作不痛不痒的商讨与知会，或是故意将此事往太子身上引，让人更多往太子身上猜。让太子立于危地，以防太子周围聚党，是玄宗一贯的手段。如果确是玄宗故意为之，他是在陈玄礼背后这么明显的立场标签下，尽可能得用兵变撇清自己。后来玄宗也并未对陈玄礼多此一举表示反感和秋后算账，与陈玄礼始终互相保持高度信任关系，很可能是提前知情的。而肃宗显然也没有去重用陈玄礼这个65岁以上，属于玄宗辈的老将军。玄宗回长安后，陈玄礼仍在兴庆宫追随玄宗。肃宗与陈玄礼互相都不像是同谋者该有的事后表现。
所以，杨党还在，玄宗要把这件事往太子身上引。后来杨党已经被肃清，杨国忠的历史黑锅已经明确，继位的太子反而希望历史的记录往自己身上引。
其实有个细节也很重要，就是陈玄礼在长安时就准备对杨国忠实施暗杀，但没有成功，是拖到马嵬驿才最终成功的。陈玄礼在长安的那次行动的具体时间并没有记录。如果是发生在潼关陷落之后，那更加印证此事谋划是有玄宗的影子，是一个既定的方略。否则作为负责宫禁的禁军头领在京师杀首相，作为远离前朝斗争的内廷近臣陈玄礼，动机不大，后果他个人也承担不起。玄宗背景深厚的陈玄礼的诛杨行动，被一笔带过，这种采编方式也可能是史家突出玄宗过度宠幸杨国忠的春秋笔法。从士兵的角度讲，逼迫皇帝杀了他的妃子和大舅子，然后继续护送皇帝入蜀。这是只会增加自身风险，而对于目标或结果都毫无价值的事情。如果士兵是担忧自家亲眷，排斥入蜀，兵变的方向应该是拥力或者追随太子留在北方。如果说士兵仅仅是临时哗变泄愤，陈玄礼不止一次实施诛杨计划，还在哗变前去联络太子，未免太有计划性。更有趣的是在韦见素传中，这里的记载与玄宗本纪的叙述略有差别：玄宗队伍黎明悄悄离京，刚出城门却意外遇上杨国忠、韦见素、魏方进这三个杨党核心人物。玄宗队伍却表示并没有逃离的具体方向，是遇见三人才听从他们决定入蜀...事变发生时，玄宗派人保护韦见素父子，却没能保下魏方进。但魏方进之死，明确记载为他喝责杀杨国忠的士兵时被杀。也许有一种可能性，如果魏方进能像韦见素一样识相点不站在杨的一边，不刺激士兵，或许也能保下性命。这样看来，诛杀目标范围是较为明确的：杨氏家族。
至于对杨贵妃被逼自尽，是否是士兵们的临时激愤架住下不来台的玄宗，或是玄宗实在无颜让这个其实有深厚感情的“解语花”知道是自己所为，演的一出双簧苦肉戏？杨氏一族本就是安禄山发难的口号，杨家兄妹的官怨民愤一直都在。安禄山塑造了一个足以混淆视听，蒙骗世人的弥天巨谎：唐廷早已被杨国忠所控制，温柔乡里的老皇帝已经被外戚所架空。即使安禄山在攻下洛阳时已经建燕称帝，但大唐皇帝是否还有人身自由，是否真的为杨氏外戚所控，恐怕天下舆论都仍存犹疑。而天下这种犹疑，恐怕与玄宗在关键节骨眼上杀封常清，高仙芝的昏招也有关...大厦之将倾，临阵连杀主将，被安禄山阻断与唐廷中央的河北、关东地区，如何不会去想安禄山所打旗号或许并非捕风捉影...
与汉景帝诛晁错的逻辑相同，诛除杨氏一族，其实是拔掉叛军清君侧口实，以瓦解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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