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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04 － 1905 年的日俄战争是当代东北亚地区国际格局形成的一个起点。从政治思想史的若干范畴来探讨日俄战争在国际关系史上的历史地位，诸如帝国和帝国主义、“东方”和“西方”、民族主义和宪政革命、亚洲区域主义、战争中的超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等等，有助于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并取得对于当代国际关系发展和中国对东北亚地区的战略和政策的若干启示。关键词:日俄战争; 东北亚国际关系; “东方”与“西方”; 民族主义1904 － 1905 年的日俄战争已过去了一百多年。与这场战争相关的外交与革命、胜利与败落所带来的荣耀与耻辱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步步地烟消云散，被人们逐渐淡忘。然而，任何重大的历史事件总会留下历史的记忆，其中会保留下对历史事件的真伪记载，也会留下每一个时代的人们思考这些历史事件时的观念形态、认知方法与文化心态。由于各种条件的影响，每一个时代的学人出于对历史不同的理解和偏好，会使得不同时期的历史记忆表现出不同的面貌。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参与评价、思考这些事件的时候所使用的范畴和认知背景都发生了变化。因此，有必要将相关的认知过程与认知工具作一番梳理，求教于识家，使得对于这样一场具有重要历史地位的日俄战争有一番与时俱进的认识。一、与日俄战争相关的认知范畴的选择发生于1904 － 1905 年的日俄战争，乃是在东北亚地域所发生的东方国家和欧洲列强的一次重要的直接较量，是以后起东方国家赢得战争而告终的第一场国际性海、陆大战，客观上对于动摇欧洲在东方的殖民体系产生了重要影响。这场战争也是19 世纪后半期世界历史不平衡发展而导致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一个重要节点。正是这场战争，无论从力量的显示与积累，还是从结盟关系的形成与转换，都为十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做出了铺垫，所以，日俄战争也被一部分史家称作为“第0次世界大战”。笔者更为关注的是，日俄战争的主要参与方是俄国、日本、还有中国。这三国今天正在成为东北亚地区鼎足而立的三个大国，对于这一区域的稳定、合作与发展正在起到重大的作用与影响。今天人们所看到的东北亚国际关系格局，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正是起源于当年的日俄战争。所以，梳理人们关于日俄战争的相关认知范畴问题及其历史记忆的变迁，对于了解过去，把握未来都有着不小的意义。导致了人们对这场战争做出这样和那样的评价? 这场战争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到底留下了怎样的遗产? 从国内社会变迁与国际政治相关性的角度来观察，这场战争究竟如何影响了日本、俄国以及中国以后的发展? 当时的战争参与者除了相互虎视眈眈的各个国家，显然还有着包括非国家行为体的其他角色，比如，政治家、军人、知识分子乃至于平民。那么他们是如何感受和见识这场战争的? 所有这些问题未必能够在一篇短文中详尽叙述，但是，对于这些问题的涉猎将会有助于问题的深入探讨与思考。日俄战争百年以来，从国别历史、世界与区域历史以及国际关系历史的角度对之所进行的研究数量浩繁。但是，从日俄战争以来国际结构的演变、从日俄战争中可以汲取的国际治理的经验与教训、从日俄战争对未来国际体制构建的启示等等这样的角度总体地分析日俄战争的作品还不多见。特别是从理论概念本身，以及在这些理论概念使用时的语意背景去把握研究的作品，包括从思想史、从非国家行为体的角度去总结这场战争的作品更属难得。在日俄战争百年纪念的日子里，笔者有幸见识《全球视角下的俄日战争》 the Russo－ Japanese War in Global Perspective 这部凝聚了多国学者、多学科研究的大型集体作品，特别是读到了入江昭 Iriye Akira 教授的“跨国历史上的日俄战争”这篇文章，很受启发。① 我觉得这位教授所提出的分析思路基本上符合上文所提到的规范要求。因此笔者愿以入江昭教授所提出的范畴为基础，并结合若干在日俄战争研究中新发现的历史资料，做出一个将史实与观念变化相互结合的学术探讨。入江昭教授认为:“观察日俄战争的一个办法，不是把它作为简单的双边或多边外交关系的一个案例来看待，而是把它重新放回到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具有多样性主题的历史中加以检验，那么我们就可以发现许多远远超出俄国或者日本之外的新鲜事物。”②他提出，如果从全球治理和世界秩序的角度讲，从19 世纪以，有五项理论上的界定为这个世界提供了一个相同对象的但各不相同的面孔。这五项界定是: 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地区主义、国际主义和跨国家主义。笔者在此基础上，以自己对于问题重点的理解加以变动，拟提出以下几方面的范畴研究: 一 、日俄战争中的“帝国”和“帝国主义”研究; 二 、日俄战争中的“东方”与“西方”; 三 、日俄战争与宪政革命; 四 、日俄战争中的超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并力求通过对这些范畴含义与背景的系统分析，在一个较为宽泛的背景下去展示这样一场波澜壮阔的战争所带来的历史变化。二、日俄战争中的“帝国”和“帝国主义”入江昭教授认为，非常常见的现象是把日俄战争问题放到帝国主义发展历史的背景下去考察。他的观点包含着这样几个方面:第一，从帝国主义范畴的观点来看，冲突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几大帝国主义势力互相把对方作为敌人，并且无法就势力范围问题达成协议，于是就爆发战争。日本和俄国之间的冲突之所以被视为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因为俄罗斯不光在没有中国参与的情况下在中国的领土上向日本转让权力，而且，1907 年还在没有中国参与的背景下与日本一起达成了关于划分属于中国领土的东北势力范围的秘密协议。③第二，这样的帝国主义系统并不稳定，这是因为在两个层面上都显示了该系统非常容易受到动摇。第一个层面是帝国主义国家体系本身被一分为二，从而最后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 而第二个层面则在于以往帝国主义统治的方法是把殖民地居民分成“合作者”和其他人，但是，从日俄战争之后，“合作者”本身开始分化成两部分，一部分开始产生疑问和自动地拒绝接受这样的帝国主义统治，而另一部分人则暂时还没有这样做，但显然是成为了未来反帝的社会基础部分之一。总之，反帝国主义潮流成为这一时期全球治理中最不稳定因素的源泉。第三，日俄战争可以这样被理解: 尽管俄国与日本通过战争稳定了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但是，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在亚太地区与另一个正在形成自己帝国主义势力的美国发生冲突。而太平洋的冲突又使①Iriye Akira，“The Russo － Japanese War in Transnational History”，David Wolff，etc． eds． ，The Russo － Japanese War in Global Perspective，Vol． 1，Netherlands: Leiden － Boston， 2007， pp． 1 －9．②Ibid．③ibid．得英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开始紧张起来，迫使英国必须在美日之间做出自己的选择。同时，日本和俄国对东北的统治又使得当地反帝国主义的潮流不断高涨。所以，日本帝国并不是亚洲地区的一个稳定因素。后来，为了确保生存，日本不惜与其他帝国主义合作，一起镇压反殖民主义的运动，这就使得日俄战争时本来人们曾寄予希望的“解放者”变成一个转而反对亚洲的帝国主义者。①入江昭教授的分析言简意赅，大体上客观地描述了从帝国主义范畴出发的关于日俄战争的当代评价。但值得一提的是，这位教授在讨论中不光使用了“帝国主义” imperialism 一词，而在分析他所指的帝国主义现象时，也使用了“帝国” empire 一词。显然，这是两个概念有着既相似又不相同的含义。值得推究的是，当时之所以能够形成日俄战争这样的“第0 次世界大战”，到底是什么成为日俄统治者动员舆论的合法性依据? 作为分析出发点的“帝国主义”与冷战后正在被人们重新讨论的“帝国”，在概念上又有什么联系和区别呢? 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对于历史上统治结构和决策行为的分析判断，而且显然也与当前国际政治中普遍出现的有关帝国这一范畴的客观需求相关。当入江昭教授使用“帝国主义”或“帝国”的概念来讨论日俄战争时，显然与19 世纪末以来比较通行的帝国主义批判是相一致的。从希法亭、特别是列宁以来的帝国主义批判基本上是将帝国主义现象视为资本主义的一个后续阶段，列宁称之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一现象的实质与海外领土瓜分完毕、垄断集团的形成、金融与工业资本的结合等现象相关。虽然，关于帝国主义是否一定意味着战争这一点，列宁和考茨基之间存在着争论，但是，帝国主义总的来说是作为一个消极概念被人们接受的，而且，在声讨帝国主义倒行逆施的罪行时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帝国主义”与“帝国”就其作为一个统治结构所强调的跨国扩张性、等级制下的征服、排斥国家间的平等、对于政治权威的服从等方面的内容而言，显然具有相似的内涵，很难加以区分。在人类历史上，从欧洲的罗马帝国、中华的秦汉帝国、印度的孔雀王朝开始，包括以后的神圣罗马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沙俄帝国等等，实际上各大帝国的历史占据了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各帝国内部和外部特性上的确有着许多共同的特点。但是，“帝国”和“帝国主义”究竟存在何种区别和共性，鲜有区分。直到德国洪堡大学的教授赫尔弗里德·明克勒 Herfried Münkler 的重要著作《统治世界的逻辑:从古罗马到美国》问世，使得该问题有了一个比较精细的范畴框架，从而能够提供一个较好的分析基础。就“帝国”这一概念而言，赫尔弗里德·明克勒曾将其概括为四个方面: 第一，帝国通常把自己看做是和平的缔造者、维持者。他认为这一观念最早可见之于14 世纪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但丁关于“世界帝国”的构想。这虽然与后来的帝国主义在行为特征上难以做出根本性的区别，但是，显然不同于19 世纪后无限制地将领土扩张作为己任的帝国主义; 第二，帝国往往以塑造自己的神圣性为能事，把帝国的秩序建立在某种超越性的追求之上，并将这种超越性的存在作为稳固等级制权威性之必须。比如，在帝国研究中经常被提及的“弥赛亚———救世主义”就是这样一类作为帝国统治基础的理念。这与19 世纪后的帝国主义更多地追求现实功利目标的做法有区别; 第三，帝国自称传播文明、代表真理、伸张正义，并通过文明与野蛮的区分来构建帝国空间。在各大文明早期阶段都有过程度不等的“自我中心主义”的倾向。这一点与后来的帝国主义更少区别，但是， 19 世纪以后，特别是19 世纪末新兴帝国主义行为的疯狂野蛮更为引人注目; 第四，帝国以划清与混乱无序的外围的界限作为己任，许诺带来稳定与富足，以此作为对帝国统治下全部子民承担的责任。但是，日俄两大新兴帝国对于辖下臣民的高压统治使得它们自己完全失却了仁慈的“帝国”光环。沙俄帝国更因其随扩张而来的强暴政策而被称为“内部殖民主义”②。按照明克勒的理解: 19 世纪末以后出现的俄罗斯与日本一类新兴帝国主义国家，既没有充分的内部资本积累，经济动因也并非是帝国扩张的动因。与传统帝国之间一个关键的区别在于，帝国主义的本质诉求是对外扩张，内在地与一切秩序观念相排斥; 而帝国与此有所不同，诉求的是某个自称具有普遍性的秩序。就以上明克勒所提及的帝国和19 世纪以后帝国主义的区分来说，笔者认为，日俄战争①Iriye Akira，“The Russo － Japanese War in Transnational History”，David Wolff，etc． eds． ，The Russo － Japanese War in Global Perspective，Vol． 1，pp． 1 － 9．②〔德〕赫尔弗里德·明克勒著，阎振江、孟翰译: 《统治世界的逻辑: 从古罗马到美国》，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年版，第20 页。提供了这样一类与传统帝国既相近，但是也有所区别的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帝国主义现象，这种现象并不局限于当时的帝国研究所强调的“经济帝国主义”特性，而是更加接近于穷奢极欲、鲜廉寡耻的国际掠夺者的形象。从日俄战争的具体进程来看，可以明显地发现这种追求无限扩张的“帝国主义的”、而有别于明克勒教授所称的“帝国”特性。① 就日本而言， 1894 年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刚刚从英国手里收回了治外法权，摆脱了殖民侵略和统治威胁，但转身立即投入了领土扩张的竞争，先是把朝鲜作为日本地缘政治的“安全的关键区域”，②紧接着的几年中把中国东北作为与俄国竞争与蚕食的对象，而后又把野心扩展到整个相关的东北亚地区。这里尚且还不涉及后来在20 世纪30 年代开始的在中国和整个亚洲地区的野蛮扩张历史。俄国同样是趁着满清政府的昏庸腐败，不光以整个西伯利亚和现在俄罗斯的远东地区作为向东扩张的囊中之物，而且以同样的野心先是控制东北，进一步插手整个欧亚大陆太平洋北方沿海边境地区。日俄两家不光以陆地为争夺目标，而且以决战海洋的方式，企图取得东北亚海陆两地的主导权。日俄两国在当时扩张势头之迅猛，为老牌帝国所不及。同时，日俄战争又表现出与以往列强竞争的一个不同特点，那就是迅速改变原有承诺，以种种秘密外交手法，赤裸裸地以相互间利益交换、出卖和勾结来变换结盟关系以实现扩张目的。这里以两个联盟组合的变化来揭示当时帝国主义式的外交特点: 一组是日本与俄国，虽然从19 世纪末期到1905 年朴茨茅次协定宣告日俄战争正式结束，日俄两家成了仇敌，但从1907 年到1912 年，日俄签订了一系列秘密协议，又成为紧密盟友。另一组是日本、俄国与美国，在1906 年日俄战争结束前这组三边关系的特点是日俄对立、日美联手抗俄，而到了1907 年日俄秘密谈判并开始签约后，又戏剧性地开始了日俄联手抗美的新局面。从总体上说，日俄战争标志了东北亚国际格局从英国法国等老牌殖民帝国主宰的局面，向着由美国暗中逐渐取得主导地位的、而有日俄等新霸争雄在前的区域格局。在这样的局面下，已经完全没有了原先帝国治理中所谓“神圣”理念，竞争目的就是赤裸裸的扩张和掠夺; 如果与19 世纪前期欧洲均势政治格局相比较，世纪之交的这一段帝国主义式的竞争，早就没有了所谓帝国外交之间的“道德原则”。梅特涅曾认为这是维也纳神圣同盟时期一个重要的外交准则。基辛格也曾就此加以证实道: “神圣同盟是维也纳会议最值得一提的创举。神圣两个字常使人忽略它在实际运作上的意义，即在各强国的互动关系中加入道德的限制。”换言之，在基辛格看来，保持均势的意义在于: “为维护其国内体制以保有既得的利益，促使欧陆国家结合在一起，避免了如前一个世纪它们必然会走上的冲突之路”。基辛格对于他最为尊崇的梅特涅的评价恰恰是在其均势政策背后的道义原则: “他 梅特涅 的政策是建立道德共识以避免危机，对不可避免者则设法借力使力”。③ 尽管早期帝国行为也未必尽如梅特涅所设想的这般高尚，但从日俄战争的过程来看，无论从战争的残酷性、扩张的无限性，还是从结盟关系中承诺变换的非道义性而言，新帝国主义的表现为老帝国所望尘莫及。问题还在于，如果“帝国”与“帝国主义”是两种内涵不同的现象，那么，无论是日本，还是俄国，在其成为“帝国主义”之前，都还是作为“帝国”的统治方式而存在的。通常，当面临乱世而欲求秩序之时，“帝国”往往就会挺身而出，担当“救世”的使命。帝国的存在似乎有时会成为国际政治中的一种隐而不露的“需求”。而从“帝国”发展到“帝国主义”，从日本和俄国的经历来看，也仅仅是发生在19 世纪晚期和20 世纪初期一个相当短暂的历史时期而已。“帝国”和“帝国主义”两者之间的变化充满了动态性。因此，当今天有人把当下世界格局比之于19 世纪晚期20 世纪初期的国际变局之时，这里的核心问题是，究竟人们将面临的是一个更多带有治理性质的“帝国”秩序，还是将面临一个更多恶性竞争的“帝国主义”状态呢? 尽管人们今天可以轻而易举地批判“帝国主义”的罪恶，但是，当客观存在着对于秩序的需要，而事实上也存在实际力量的等级结构之时，要想彻底拒斥“帝国”的卷土重来并非易事。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今国际政治中的一个艰难命题便在于，如何在构建必须的国际秩序的同时，克服扩张性竞争带来的混乱与动荡。这是当下帝国研究非常具有必要性的背景。①参见赫尔弗里德·明克勒: 《统治世界的逻辑: 从古罗马到美国》，见第二部分“帝国、帝国主义和霸权: 必要的区分”。②山县有朋语，转引自〔美〕康拉德·希诺考尔著，袁德良译: 《日本文明史》，群言出版社2008 年，第198 页。③〔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等译: 《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7 年版，第5、65 页。三、日俄战争和“东方”与“西方”范畴日俄战争前后的“东方”和“西方”这两个范畴，与任何历史转折关头的东方或者半东方国家一样，是一个始终缠绕着知识分子的难以理清的范畴。像日俄战争这样一场牺牲了几十万人生命的残酷无情的战争，在诠释者的口中有时可以变得非常富于哲理和伟大高尚，多半是借助于“东方”与“西方”这样的观念感召。问题在于，当时有关“东方”与“西方”的诠释，到底是基于历史底蕴的真实召唤，还是出于真心实意的价值追求，或者也不过是逢场作戏而已。这是一个值得稍作回顾的问题。让我们从俄国、日本和中国的知识界以及相关人士的认知状况来分别对此做出介绍和分析。俄罗斯到底归属于东方还是西方的问题，对于俄国来说，是一个可能永远难以给予清楚而简单回答的问题。从宗教上说，俄国文化属于基督教一支的东正教系统。从彼得大帝起，甚至于在更早的阶段，俄国便开始了艰难而又动人心魄的学习西方的过程。但是，俄罗斯地处欧亚文明结合部的欧亚大陆区位，以及早期罗斯公国为蒙古鞑靼占领长达250 年之久的事实，包括尔后的政治发展，使得西方每逢重大关头总是将俄国拒之于“西方”的门外。直至今天的俄罗斯政治精英，也还只能够大体地回答，俄罗斯属于欧洲文化; 同时，又会加上一句: 俄罗斯还是一个欧亚国家。在整个19 世纪，“东西方”问题是一个贯穿始终的政治文化问题。到了19 世纪后期，较多的俄国知识分子心目中，越来越把“东方”与“西方”范畴分别看做是代表着年轻和衰老、将来和过去的一种隐喻。在他们看来，俄国犹如“东方”，代表着年轻以及富于发展前景; 而“西方”，在当时的俄国知识分子看来指的就是英国、法国和德国，它们在过去曾经有过成就，但是，真正能够拥有发展前途的还是俄国。虽然对于发展前景的判断，不同的政治派别有着不同的理解，但是，从这样的角度来认知俄国在世界文明潮流变迁中的地位，乃是多数俄国知识分子的共同态度。在日俄战争之前，俄国知识分子中间流行的想法是: 俄国的机会到来了。当时，出现了这样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或者是由俄国人自己、或者是必须通过俄国来成就大事; 俄罗斯作为东方的代表，最终要超过西方。在19 世纪中叶和下半叶的欧洲，虽然民族主义也在德国和意大利兴起，而俄国则有着类似于民族主义、但又远远超出民族主义范畴的另一种版本。今天在俄罗斯几乎尽人皆知的达尼列夫斯基的《欧洲与俄罗斯》在1869 年出版时，他提出的一个明确概念，乃是预言: 斯拉夫东方必定战胜盎格鲁———日耳曼的、后古典时代的西方。当达尼列夫斯基提到“西方是否衰落”的时候，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发问，当时俄国许多思想家都是如此乐观。比如，俄哲学家康斯坦丁·列昂采夫当时也确认，斯拉夫将成为下一个欧洲文明的源泉。俄罗斯帝国将成为东正教世界的超级大国。美国学者安德瑞安·琼斯 Adrian Jones 认为，作为这样一种思潮的渊源，与当时在俄国颇具影响的黑格尔主义哲学有密切的关系。他指出， 19 世纪30 － 40 年代起，一批具有很大抱负的青年思想家，如巴枯宁、赫尔岑、别林斯基开始从黑格尔哲学中寻找上述理论的依据。在黑格尔看来，所谓历史的思想乃是由各个民族国家、各个互相独立的思想以及多种发展进程所累积起来的世界精神。由此，历史并不是由古代直到今天的种种关于进步和衰落的故事所组成的单向度的线性发展，历史是由不同的进程、由物质的、思想的、神授等不同力量相互之间的互动所产生，历史具有自己一定的格局 辩证法 和意义 民族成就感 。① 黑格尔思想于19 世纪30 － 40 年代在俄罗斯流行起来时，当时的重要背景是一方面在俄国出现了斯拉夫文化的崛起，而同时追随恰达耶夫的泛西方主义思想提出要坚决抛弃一切有关俄罗斯人的固有价值。所以，黑格尔思想的出现乃是对当时各种潮流争相涌现时的一个极为强劲的反应。黑格尔主义中关于被隐匿的多样性历史进程、关于民族天赋和民族救赎的救世妙方与东正教的诸种范畴，诸如“多样性”、“传统”、“‘罗斯’优先”等思想交融在一起。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黑格尔关于国家是“绝对精神的体现”也为倾向于西方的知识分子所青睐。黑格尔主义开始深深地植根于俄国知识分①〔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 《历史的哲学》，三联出版社1956 年版。子的意象之中。这时无论是彼得大帝、还是叶卡捷琳娜女皇的西方化理想，还是恰达耶夫、赫尔岑、巴枯宁等西方派知识分子希望改造旧俄国的意愿，都把俄国落后的原因归罪于蒙古鞑靼的统治以及拜占庭的传统，而另一边的斯拉夫主义学家和泛斯拉夫主义者则力图用东正教价值来彻底改造俄罗斯。在民族历史和认同的问题上， 19 世纪的绝大部分俄国知识分子同样采取了二者择一的思想方式，同样都求助于黑格尔主义的帮助，特别是有赖于他的关于历史进程多样性、关于在世界进步历程中一个阶级和一个民族的天赋优于他人的思想。在当时的俄国社会，无论是那些夸张地拒绝东正教核心价值的知识分子，还是那些持有恐惧和憎恨西方理念的东正教文化信奉者，都在黑格尔的思想中寻找出路。①俄国文学史上一个非常著名的情节，是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父与子》所描述的两代人争论，而当时争论的主题恰好就是黑格尔主义。安德瑞安·琼斯准确指出，尽管以后温和自由主义者鲍里斯·齐切林提出过警告，认为俄国知识分子不能自我伸展过度，但无论是19 世纪60 － 70 年代的民粹主义者伏龙佐夫、米海依洛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还是稍后80 － 90 年代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崛起之后，作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的普列汉诺夫、查苏里奇、列宁、马尔托夫都是把上述的黑格尔主义作为自己的思想依据。②以我的观点来看，黑格尔主义在19 世纪后半期的俄国思想界还不能说是占有绝对优势，比如，来自卢梭的民粹主义思想先后成为在俄国思想界占据重要地位的民粹派，和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重要思想渊源; 从黑格尔脱胎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则成为整个以后翻天覆地的革命运动的思想武器; 包括19 世纪俄国影响最大的哲学家索洛维约夫所主张的经验论、唯物论与神秘主义的结合而形成的“完整知识理论”都是具有更加直接社会影响的思想潮流。但是，上述思想中的每一派别的确都以对于西方思想的不同程度的反叛和深刻批判为主要内容。从这个角度讲，安德瑞安·琼斯的见解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当时作为俄国知识分子典型代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这样来总结俄国知识分子在19 世纪下半段的心路。他说: 由于欧洲一直仇恨俄国，而俄国又是亚洲的一部分，所以，俄国应当脱离欧洲面对自己的问题，这就是随着俄国的扩张，应该考虑俄国在亚洲的教化和统治的问题了。有记载表明: 在以后的几十年中，许多学者、政论家、国务活动家和军事家都对陀思妥耶夫斯基随声附和，一时间注意力逐渐地从中亚转移到远东。甚至连哲学家、诗人以及俄国思想界的集大成者符拉基米尔·索洛维也夫也于1890年表达了他的观点，肯定了俄国向远东扩张的必要性。③从另一方面看，考虑到俄国在长时间中所受到欧洲文化的深刻影响，所以，即使在各种流派的反西方主义的潮流中还是可以发现不少依然是按西欧为楷模的思想痕迹。比如，俄土战争失败时，达尼列夫斯基所遵奉的偶像曾经是俾斯麦; 车尔尼雪夫斯基、切尔诺夫等民粹主义者所提倡的模仿对象是意大利的民族主义运动领袖加里波第; 而即使是后来的社会主义者依然是要以更为先进的德、法等国的社会民主党和工人阶级作为合作的对象。但是所有这些学习西方的主张也一点没有妨碍俄国的“东方优先”的思想一步一步登峰造极。就执政者方面来说，1812 年的反拿破仑战争的胜利使得亚历山大一世至少觉得已经与伟大的法兰西平起平坐了。19 世纪50 年代克里米亚战争虽然失败，并没有使得“东方优先”的思想销声匿迹，相反，此后亚历山大二世继续准备着巴尔干战争，准备拯救当地的“斯拉夫兄弟”。当亚历山大二世推行司法改革、地方代议制度改革、农奴制改革等一系列改革之时，可能是“东方取代西方”的思想表现得最含混不清的时候。而当1878 年第二次俄土战争中俄罗斯取得胜利，这一变化显然进一步激发了俄国的民族情绪。到了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时期，由于改革成效一定程度的实现，加之俄国经济的突飞猛进，也由于“充当世界警察”和实力增长而获得欧洲国际社会一定程度接受而出现的国际地位提升，这一阶段，“东方优先”的思想重新处于活跃时期，直到日俄战争的爆发。①Adrian Jones，“Easts and Wests Befuddled: Russian Intelligentsia Responses to Russo － Japanese War ”，David Wells and Sandra Wilson eds． ，The Russo － Japanese War in Culture Perspective，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1999，pp． 134 － 159．②Adrian Jones，“Easts and Wests Befuddled: Russian Intelligentsia Responses to Russo － Japanese War ”，David Wells and Sandra Wilson eds． ，The Russo － Japanese War in Culture Perspective，pp． 134 － 159．③〔美〕沃尔特G． 莫斯著，张冰译: 《俄国史 1855 － 1996 》，海南出版社2008 年版，第86 页。日俄战争发生时，无论是沙皇、军人，还是民众都以为这是一场迟早会来临的军事胜利。波罗的海舰队居然在绕行地球圆周将近四分之三航程，长途跋涉至对马海峡，面对以逸待劳、做了充分准备的日本海军时，还妄想战胜对手。就是在这样狂妄自大，自以为将要实现世界使命的关键时刻，1904 － 1905年日俄战争的失败使得俄国知识分子“东方必胜”的观念突然被粉碎了。随着战争形势的恶化，在1905年前后俄国这个当时在西欧以东的欧亚地区中算是最为平静的国家迅速地出现了革命形势。安德瑞安·琼斯认为，当时对俄国知识界的认知来说，有三个互相联系的现象: 其一，我们属于东方，属于一个有希望的民族; 其二，需要一场“小小的”不伤筋骨、但却能转移国内注意力的战争; 其三，毁灭性的革命危机。这一互相紧密联系着的三个现象，主要是指文化和精神思想方面的一个思考结构框架，与政治战略问题并无太直接的关系，主要是涉及战争之外的东西。在他看来，从俄罗斯的角度来看，这场战争中真正起到关键作用的恰恰不是战略，而是知识分子。因为，这场战争一个出其不意的重大结果，是引起了知识分子关于“权力转移”问题的新看法。1904 － 1905 年战争中，知识分子关于俄罗斯在世界上的地位与具有进步性的看法，被彻底颠覆了。俄国地下社会主义者的刊物曾经向外国观察家和社会主义者提供报告说: 这场战争不过是如同其他许多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一样的肮脏。对于“有教养的知识分子”来说，战争所带来的思想冲击要远高于其实际的失败所带来的影响。在19 世纪中长期形成的由“东方”来“取代西方”的思想，应该说是在日俄战争期间才真正地归于沉寂。而另一方面，通过这场战争，新的思想已经形成，那就是通过一场革命，才有可能实现俄国的目标。无论是职业革命家的社会政治运动，还是1905 年革命中的大规模群众运动; 无论是“白银时代”的整个文化氛，还是当时的文学、诗歌、绘画、音乐等具体领域，到处都孕育着“革命的气氛”。从东西方关系角度看，作为革命家列宁的思想之所以受到重视，是因为他早就预见了一个方向相反的结果。在日俄战争中，他所认为“东西方”关系正好相反。列宁认为，这是“先进的亚洲给落后、反动的欧洲一次不可挽回的震撼”。列宁指的是俄国当时正在面临灭顶之灾。根据1909 年出版的自由派《路标》杂志撰文确认，一个新的方向已经出现: 1904 年的俄国认为，东方优于西方，但是，日俄战争之后，这已经是另外一个“东方”，以及另外一个“西方”。日本成了最好的“东方”，而俄国反过来成了失败的“西方”。与俄国国内思潮戏剧性的变迁相对应，日本作为战争的另一方，同样出现了从东西方角度来考量这场战争的讨论。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脱亚入欧”是其总的思想发展趋向。福泽谕吉曾经这样来形容日本与东方文化之间的关系: 在古代，日本和中国为主要代表的当时亚洲文化之间的关系，就像是在贵族府邸里的主人和奴婢。当中国文明昌盛、实力强大的时候，日本必须向中国学习，就像奴婢必须在贵族府邸里接受教养。但是当日本已经成长起来之后，奴婢就必须脱离贵族府邸，寻求自己的发展。福泽谕吉在《文明论》中所提出的“和汉文化”与“西洋文化”已经面临着有如冰炭之不可共存的局面，因此，呼吁日本文化和整个立国的方向要坚决地“脱亚入欧”。明治以及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发展道路基本上是沿着“脱亚入欧”的路径向前发展。但是，西方精神文明的传播并没有从“和洋折中”走向彻底的“民权主义”，而是在日本内部多种文化基因并存的情况下，走到了进一步发展出适合于天皇专制对内高压控制，对外实行扩张铺路的庸俗进化论盛行的局面。到19 世纪70 年代后期及80 年代以后，在推行进化论方面特别有影响的是加藤弘之的“人权新说”，他提出: “我们的权利不是由于天赋，而是完全由于国家的存在而发展起来的。”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之下，富国强兵成为“脱亚入欧”的最直接的政策体现。① 1877 年美国学者莫斯访问日本，他吃惊地发现，当时，进化论思想已经风靡日本。在明治政府的高压和进化论思想广为传播之下，不仅像福泽谕吉这样的启蒙思想家都堕落为“国权主义者”，在19 世纪80 年代初，坚决地表示支持日本政府出兵朝鲜; 而且像当时著名的民权论者中江兆民等人也呼吁要积极支持国家的外交，认为这样能够“张国权于海外，耀国威于异邦”。②“脱亚入欧”的具体路径，首先是通过宪政建设来富国强兵; 在对外战略上，是“失之于俄美，取之于①冯绍雷: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外交的文化背景》，《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8 年第5 期。②〔日〕信夫清三郎编，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问题研究所译: 《日本外交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92 年，第198 页。朝满”; 到了19 世纪90 年代初，日本的核心问题是能否在与大清帝国的较量中获得优势，彻底摆脱“华夷体制”束缚。1891 年7 月，清王朝的北洋舰队开赴日本，名义上是礼节性访问，而实质上是显示军。当时的北洋舰队舰船从下关经过神户，浩浩荡荡地开进横滨，并在旗舰“定远”舰上接待日本国会两院议员和记者。当时，连福泽谕吉也心有余悸地评论说: 北洋舰队“舰体巨大、机器完备、士兵操演熟练，值得一观之处颇多”。受到惊恐的日本武备进一步精心准备，直至三年后甲午海战中，反而一举击沉“定”、“镇远”等大型军舰，彻底打败了北洋水师。甲午一战，大大鼓舞了日本的士气，同时也赢得了列强的尊重，英国于1908 年与日本正式签约建立盟国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甲午之战以后，日本已经赢得了与列强平起平坐的资格，基本实现了“脱亚入欧”的目标。到了十年之后日俄战争爆发之前，日本思想界的动向相当复杂，西学与中学驳杂相间。仅以决策阶层而，一方面是以伊藤博文为代表的主张“以欧美知识为依据的外交”; 但同时不仅有反对全盘欧化的阳明之学风行一时，又有“孔教”与“皇道”相融合的忠君爱国思想广为传播，军政高层掌握实权的人物中也多有以此炫耀者。所以，仅仅就当时日本执政精英的思想状况而言，明治以后的“脱亚入欧”仅在有限程度上获得实现。就当时总的思想倾向与心态而言，日俄战争中日本的军事胜利成为激发日本进一步走向扩张、与列强抗争的巨大动力。当时绝大多数国民沉湎于一片庆贺“东方”胜利的狂欢之中。比如，当年曾在浪漫主义运动中有相当社会影响的石川啄木在接到关于战争的捷报后写道: “卧薪十年之后，接到以投入同胞之高昂价值与鲜血而赢得的光荣战报，谁不以满腔诚意发出欢呼之声”。1905 年6 月，他以“从文明史看日俄关系”的观点考察了日俄战争的意义，他指出: 这场战争既是“世界上最惊人的大破坏”，又是“最惊人的大建设”。破坏的是“统治世界三千年历史之神的道路”，建设的是“可营造世界的第二文明的擎天巨柱”。石川啄木强调: 世界外交的中心已开始离开欧洲”，“全世界将以日本为中心营造新时代文明的前所未有的时期确实在迫”。①有关中国当时对日俄战争的反应中，同样有不少是从“东方”和“西方”的同义语: “亚洲”与“欧”的角度来观察这场战争的。孙中山先生在日本神户的一次讲演中提出: “日俄一战，日本便战胜俄国。日本人战胜俄国人，是亚洲民族在最近几百年中头一次战胜欧洲人，这次战争的影响，便马上传到全亚洲，亚洲全部的民族便惊天喜地，发生了一个极大的希望”。② 中国民众在日俄战争进程中，一度感情偏向是非常明显地站在日本一方，其原因除了在19 世纪晚期俄国趁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接连劫掠中国东北广大领土，引起广大民众的无比愤慨; 同时，亚洲和欧洲、东方和西方的种族与文明的归属意识显然起了极大的作用。除此之外，甲午战争后，中国知识界一个相当令人关注的现象是犹如葛兆光先生所云: “西潮却自东瀛来”。当时，中国思想界的时尚是“以日本为媒介认识近代西方”。但是，为什么“屡受西方欺凌的中国人竟会主动地向敌人学习，尤其是甲午中日战争失败之后，大量的中国学生涌入敌国日本而转手学习西方，这些有些不合常情的‘师敌’现象非常值得探究”。③ 可能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当时的“倭学”之兴，是出于对于日俄战争之后，种族主义思想落荒而走的背景。《东方杂志》的一篇文章作出了如此的解释: 日能困俄，“种族强弱之说，因之以破”; 既然“黄白之例不可尽信”，则事在人为，“人能造之，吾亦能为”，可以想见，“日俄战争后吾国人之理想必有与今大异者矣”。④ 另一方面，按照王运曾的判断，当时知识界所习西学，“名为西学，实倭学也”。也即在当时的中国学人看来，“泰东”“泰西”已经并列，日本学问不仅以贩卖西学而成立，而且已经逐渐地具有独立自存的格局了。⑤总之，日俄战争中的俄国、日本、中国都曾从新兴的“东方”战胜衰败的“西方”来解读这场战争的底蕴。从这样的认知中，一则可以发现“东方”与“西方”范畴在20 世纪初世界权力转移中的巨大动员能力; 同时，动员能力毕竟未必等同于历史的真实状态: “东方”与“西方”的定位经常被“王车换位”，“东方”与“西方”这两者究竟谁才真正代表历史前进的方向? 这些问题都未必是战争进程中可以搞清楚的问题，直至今天，恐怕也要始终保持冷静的心态，才能够对于“东方崛起”一类说辞持有清醒的认识。①〔日〕信夫清三郎编，吕万和等译: 《日本政治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 年版，第363 － 365 页。②孙中山: 《孙中山全集》卷一一，中华书局2006 年版，第402 页。③罗厚立: 《煮酒谈史》，《南方周末》， 2002 年11 月28 日。④罗厚立: 《煮酒谈史》，《南方周末》， 2002 年11 月28 日。⑤罗厚立: 《煮酒谈史》，《南方周末》， 2002 年11 月28 日。四、日俄战争与宪政革命日俄战争中，日本取得了关键性胜利之后，包括中国在内的几乎所有非西方文明背景的国家，异口同声地为之一片喝彩。这种在世界近现代历史上非常罕见的普遍认同的原因，除了认为这是将日本的胜利视为对“欧洲殖民体系”的重大打击外，最重要的一个背景便是认为，这是“宪政”对于“专制”的胜利。日俄战争的结局对于中国等东方国家走向宪政民主的国家建构显然起着关键的作用。就实力而言，俄国是维也纳神圣同盟的核心国家，无论其当时的军事实力、外交影响，还是其版图和经济资源，一般而言都远在日本之上，但是日本能够打败俄国，所引起的震撼远远超出了这场战争本身的胜负。对于中国而言，日俄战争对于当时中国政治的影响是通过各个阶层得以反映的。就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而言，中国要自立图强，那就是推翻满清政府，实现中国的民族独立。革命派看到，清政府的软弱无能，甘为列国傀儡，乃是列强敢于瓜分中国的关键。而立宪改良派认为: “俄败是专制之败，日胜是立宪之胜”。在改良派的推动之下，一时间“工商界、教育界一倡百和，群言立宪”，“通国上下望立宪政体之成立，已有万流奔逐，不趋于海不止之势”。实际上，满清政府的内部也出现了拥护立宪的力量。仅在日俄战争进行的1904 年，当时的中国驻法公使孙宝琦便上奏折请求朝廷“仿英德日之制，定为立宪政体之国”。到1905 年张之洞等人纷纷请求立宪，并于当年7 月袁世凯、张之洞等连衔上奏派员出洋考察。10 天之内，清廷同意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考察的结果是清廷于1906 年下诏，宣布预备立宪。有学者认为，由于日俄战争的震动，统治阶级内部开始反思中国专制政体的前途，这是十年以前的维新派所没有达到的水平。①对于俄国而言，19 世纪以后的俄国历史出现的是几次重要对外战争和内部变革相随形影的局面。而且，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凡是俄国对外战争取得成功，那么国内政治便出现收紧，而凡是对外战争失利，却反而会出现国内政治改革的推进。1812 年反法战争胜利，俄国贵族自由派出现改革吁求，但是随之而来的是帝国专制的加强。1854 － 1856 年土耳其战争失败，导致了1861 年亚历山大二世以农奴制为核心的全面改革。1877 － 1878 年第二次俄土战争的胜利，俄国扩大了在巴尔干地区的影响，但同时也大大加强了对反抗运动的镇压。1904 － 1905 年日俄战争的失败，却引发了国内的1905 年革命。但是1905 年俄国开始立宪改制，与1853 － 1856 土耳其战争之后出现统治集团内部自发进行改革的局面不一样，这次改革是在社会反抗的强大推动之下才被迫进行的。由于在尼古拉二世整个统治时期，人民当中一直广泛传播着对于专制政权的不满。反抗不仅在农村的各个阶层中发生，而且也在城市工人和中产阶级这些社会集团中形成。对日作战的失败引起了群情激愤，并明确提出了宪政改革的要求。1905 年1 月9 日发生“流血星期日”事件，沙皇的士兵向和平请愿的工人开枪，进一步激起了全国的反抗浪潮。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不仅开始时居领导地位的自由派让位于激进派，而且出现了工人“苏维埃”这种传统政治形式与列宁革命政党的结合。1905 年3 月尼古拉二世同意召开由选举产生的议会。但是全国抗议浪潮更加高涨，于是沙皇不得不在10 月30 日正式批准诏书，同意建立民选的国家杜马。在中国和俄国几乎同时出现的宪政改革直接起因于日俄战争的推动，这一几乎是毋庸置辩的事实，说明了日俄战争在欧美国家之外的国家类型的宪政建构中所起的关键性影响。在上述看似教科书般的历史描述中，蕴涵着一个尚未为今日之学术探讨所取得共识的问题，那就是，到底东方国家是不是应该、或者能否按照西方宪政改革的路径来实行自己的国家建构。这一议论既有来自传统意识形态观点来看待东方国家的政治建构，也有来自于后现代思路的“解构式”地看待东方国家自身建构的各种新潮观点。这个思路的核心问题是，由于东亚地区的历史特殊性，比如，帝国现象的普遍存在; ①又比如，儒家文化的巨大影响力; ②因此，作为东方国家不应该、或者也不能够仅仅按照欧洲式的民族国家建构的路数来实现其完全不同背景的国家建构。①马凤岗: 《日俄战争在中国的反响》，《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90 年第5 期。本段引文也出自于这一篇文章。本文受限于篇幅，不可能详尽展开就这个问题的讨论。只是希望提供以下相关的思考: 任何理论讨论的路向应该是充分开放，但是，任何理论的讨论还应该从事态发生的原始环境中去探寻原因。实事求是地说，东亚国家在自身国家建构的问题上，存在着自己远不同于欧洲的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但是，日俄战争时的具体历史背景是，民族国家构建是当时客观环境所提出的一个紧迫命题。先是在日俄战争中，然后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充分地暴露了帝国主义系统的不稳定性之后，民族国家系统的崛起就成为一个取而代之的新潮流。犹如入江昭教授所言，日俄战争成为从帝国主义时期向民族国家新时期过渡的一个标志和重要环节。因为日俄战争激起了中国和朝鲜的民族主义激烈反抗，而且又广泛地波及埃及、印度、印度尼西亚以及其他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区域，民族主义的崛起成为20 世纪初世界潮流的一大标志。③近代历史上有过多次民族主义的高涨。19 世纪初拿破仑战争及其以后，法国革命的精神对于欧洲各民族国家兴起的推动; 日俄战争带动之下， 20 世纪初东方社会的民族运动的崛起;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奥斯曼与奥匈帝国垮台后民族国家的纷纷建立; 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及非殖民主义和反殖民主义运动为标志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每一次民族主义的高涨都是有规律地出现在帝国秩序的垮台或混乱之后。所以，以民族国家构建为核心目标的民族主义的崛起是20 世纪以后一个不可避免的反复出现的历史现象。同时，在当时条件之下，效法日本，走欧洲式的宪政之路也是不二选择。因此，当今天重新思考当时是否应该以欧洲模式来构建东方国家宪政体制的时候，应该考虑到当时的这一不可回避的具体历史场景。五、日俄战争与东亚区域主义的缘起跨太平洋关系也提供了另一种视野来观察日俄战争，那就是地区主义以及构建地区秩序的新视角。入江昭教授提出，在20 世纪初的年代里，民族主义原则是毁坏当时任何可能的世界秩序的强劲动力，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是这样一种态势的登峰造极。当时，人们开始转向地区，希望通过构建地区秩序来摆脱灾难。从日俄战争的角度来看，当时也曾出现过非常踊跃地希望构建东亚秩序的呼声。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东亚秩序构想中一方面包含日本式的思考，比如，当时一位德国记者曾这样评论日本在中国戊戌变法后的东亚地区秩序构思: “对于中国的改革，日本人的意图也许是真诚的。他们相信改革，因为他们有成功的经验。日本人大概是想成为中国的参谋和救星，正如欧洲人以前对日本人那样。但是，日本首先想要的是和一个经过改革、对日本的灵感言听计从的和真正有战斗力的中国建立一个联盟，为的是筑起一条坚固的堤坝，以阻挡欧洲的冲击。日本人的大目标是谋求亚洲的‘门罗主义’，也就是把外国人从亚洲挤出去”。④ 而与此对立的是另外一种东亚区域构建的思考，其出发点不是俄国与日本联手，也不是英国和日本结盟，而是主张更多平等国家参与的泛亚洲秩序。比如孙逸仙就大力主张要建立包括日本、中国、朝鲜还有其他亚洲国家的平等伙伴关系，建立一个和平的亚洲以抵御西方的侵略。⑤ 孙中山先生在日本所做的最后一次讲演中在提到了日俄战争之后，呼吁道: “我们讲大亚①王赓武先生曾经描述过这一观点，见Gungwu Wang，“Empires and Anti － Empires: Asia in World Politics”，in G． Lundestad ed． ，The Fall of Great Powers: Peace，Stability，and Legitimacy，Oxford University Press，pp． 235 － 258。转引自〔美〕彼德·卡赞斯坦著，秦亚青译:《地区构成的世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第98 页。②甘怀真 台湾大学历史系 : 《东亚传统文化与现代国家的产生》，《台湾教育部通识教育巡回讲座》，http: / /120． 118． 195． 1 /aseip． ． ． /971014 － 04．③Iriye Akira，“The Russo － Japanese War in Transnational History”，David Wolff，etc． eds． ，The Russo － Japanese War in Global Perspective，Vol． 1，p． 4．④《北京的危机》，《法兰克福汇报》，1898 年11 月15 日。转引自费路: 《德国对于戊戌变法的反应》，《戊戌维新与近代中国的改革》，茅海建: 《戊戌变法史实考》，三联书店2005 年版，第428 页。⑤Iriye Akira，“The Russo － Japanese War in Transnational History”，David Wolff，etc． eds． ，The Russo － Japanese War in Global Perspective，Vol． 1，p． 6．洲主义，研究的结果，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呢? 就是为亚洲受痛苦的民族，要怎么样才可以抵抗欧洲强盛民族的问题。简而言之，就是要为被压迫的民族来打不平的问题。受压迫的民族，不但是在亚洲专有的，就是在欧洲境内，也是有的。行霸道的国家，不只是压迫外洲同外国的民族，就是在本洲本国之内，也是一样压迫的。我们讲大亚洲主义，以王道为基础，是为打不平。美国学者对于一切民众解放的运动，视为文化的反叛，所以我们现在提出来打不平的文化，是反叛霸道的文化，是求一切民众平等解放的文化。你们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欧美的霸道的文化，又有亚洲王道文化的本质，从今以后对于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国家霸道的鹰犬，或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们日本国民去详审慎择。”①孙中山先生的慷慨陈词实际上证明了，日俄战争为当时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提供了下述观察视角: 当时的地区系统实际上是以殖民国家为核心，完全排除了当地国家的参与; 而惟有所有民族国家平等参与之时，才有平等合作的区域合作之可能。虽然，直至今天构建东亚秩序问题还没有解决，而且，要在一个缺乏市民社会传统、不若欧洲那样具有相互平等均衡的民族国家体系的东亚地区形成区域合作的格局将是何等艰难，但东亚主要国家从区域合作进程中所取得的巨大收益与宝贵的相互认知正在推动这一进程的深化。同时，东亚各国也努力在探寻适合于东亚地区的区域合作模式: 一方面，日俄战争以来的历史证明，东亚的自立有赖于自身的强大; 另一方面，东亚地缘政治的开放性特点规定了相当长时间内，外部因素的存在仍将是区域合作的重要因素。以日俄战争的最终结束是在美国大力斡旋之下，并在美国西海岸的朴茨茅次港所签订的同名协议为标志这一安排可以看出，从美国在世纪之交的美西战争后下定决心走上国际舞台，参与全球竞争之时，东北亚地区就是它总体谋划中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可以说，日俄战争为美国在20 世纪中力图主导东北亚事务的历史长剧的这段开端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例证。入江昭教授认为，非常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它当年战略谋划的老练是其他国家所难以企及的。不仅伍德罗·威尔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提出了“十四点计划”，以反对秘密外交、推动民族自治、建立各主权国家合作的“国联”这样的国际组织来提供全球治理的模式。而且，早在1909 年，美国以部分“庚子赔款”的形式接受了大批中国留学生，还派出了如教师、医生、政府顾问等大批专业人士帮助中国的复兴，表现出了对于饱受创伤的中国民族复兴的同情。相比之下，日本对华政策从未离开过控制东北以及继续在中国其他地方的扩张。②固然，迄今为止，民族主义模式并没有为最终摆脱冲突与战争找到出路，甚而民族主义就其复杂表现而言，还是非常难于驾驭的一种政治现象。但日俄战争以来的历史记忆表明，如何形成与民族主义潮流之间的良性互动，乃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换言之，当年美国在面对亚洲民族主义潮流崛起的背景之下，不若日本之穷凶极恶，虽未必不是出于深谋远虑，但尚能够体恤其他民族之感情，而主动施以援手，至今还成为人们对早期美国外交称羡有加的一个根据。这样的一种局面，包括今日美国政治家都会感叹，面对今日之诸般国际挑战，一些国家的政治精英为何却不能够做出犹如当年气概的外交应对。③六、日俄战争与超国家、非国家行为体如果说，上述的几个方面都还是以国家为主要角色的活动场景，那么实际上日俄战争也提供了超国家、非国家行为体活动的舞台。其中之一，就是当时风云一时的以社会主义运动为背景的国际主义。作为国际主义角色的表现，虽然没有像作为民族主义或者帝国主义的承载物———国家角色那样的广阔活动余地，但是，也非常积极地作用于日俄战争期间的多国交往。当时，作为国际主义潮流表现的有基于各种宗旨和内容的运动，其中比较突出的是社会主义运动对于日俄战争的影响。1904 年8 月正当日俄战争的关键时期，当时的第二国际在阿姆斯特丹举行国际代表大会。在会上，代表交战国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代表普列汉诺夫和代表日本社会民主党的代表片山潜在大会讲坛上互相握手，以示友好和反战，受到了全场的欢呼。①《幻想破灭: 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人民网，http: / /book． people． com． cn /GB/69399 /96482 /96494 /6052999． html②Iriye Akira，“The Russo － Japanese War in Transnational History”，David Wolff，etc． eds． ，The Russo － Japanese War in Global Perspective，Vol． 1，pp． 1 － 9．③Kori N． Schake: “Managing American Hegemony，”Hoover Digits，No． 3，Summer 2009．日俄战争前后社会主义运动表现得比较复杂，通常是与其他各个流派相互交织发挥影响。比如，在日本，既有幸德秋水、堺利彦等为首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 也有自由主义思想影响下的各种流派，如“浪漫主义运动”; 各色宗教团体也非常踊跃地参与了当时日俄战争期间的各项社会活动。尽管社会主义者的努力宣传、尽管自由主义者们的“浪漫主义运动”提供了大量的十分动人的反战文艺作品，但是，根据信夫清三郎的记载: 浪漫主义运动作家们的歌曲和诗歌“都未能唤起以卧薪尝胆之苦来拼‘此一战’的众多民众”，未能“使他们开展反战运动。社会主义者虽然非常想要唤起民众非战反战，但众多民众为战争的胜利而兴奋，当局的严格取缔也使运动异常困难。在异常的困难中，社会主义者只能在民众中放下几块‘社会主义’‘小石块’而已”。社会主义反战运动当时曾经得到基督教会的不少支持，但是，随着战争进程中日本所取得的胜利，基督教会本身也迅速发生了分化，迫使社会主义者的退出。①虽然，这方面研究还不够深入，特别是当时日俄两国的社会主义者在多大程度上左右了战争进程还远不清晰，但是，从当时俄国革命的发展，以及社会主义运动的普遍崛起，包括其在日本的广泛影响的史实来看，实际上日俄战争也给予社会主义与国际主义的跨国进程以发挥作用的机会。至于其他非国家行为体有各种类型。既有国家间的国际组织，也有作为跨国商业事务的参与者: 公司，甚至是有关国家间事务的个人。总起来看，尽管在现代化早期，市民社会和国际交往的发达程度都还不够充分，但是，日俄战争中仍有着不少非政府行为体对于国际事务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就国际组织而言，当时，“国联”尚未建立，作为非政府的国际行为体仅有“国际仲裁法庭”、“国际邮政联盟”等机构。从历史档案的情况来看，这些国际组织的活动非常有限。入江昭教授认为: 日俄战争的发生，因此也可以被看做是当时国际组织的干预失败所导致的冲突，无论是俄国还是日本当时都不想诉诸海牙的仲裁法庭，还是请美国出面调停才了结冲突。值得关注的是，非官方舆论的表达，始终是日俄战争前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这一阶段的民间舆论状况至少有两个特点: 第一，民间舆论非常活跃，而且对于国际事务的反应迅速。这种现象与一般政治学理论所认为的民间舆论水平是随着市民社会的成熟而相应提高似乎有所不同。按理说，无论是在日本、俄国、还是在中国，市民社会的成熟程度都还有限，但是，这一阶段民间舆论表现出与整个国际事务的发展轨迹息息相关。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俄国民众对于战争的强烈反响，而且和平的街头示威参与者囊括了几乎所有社会阶层，有力地牵制了俄国官方的战争立场，这一情景令当时的日本观察家汗颜，认为日本的舆论水平不及俄国。而实际上，笔者认为，日本本身的民间舆论同样反应迅速有力。包括中国当时的民间舆论反应，日本、俄国一有侵犯中国国家主权和人民的行为，当时的民间舆论都会做出及时的反响。上海的《东方杂志》、北京的《中华报》和《京华时报》以及蔡元培所创设的《俄事警闻》等都有评论和报道，而当时的民间商会等社会团体的兴起也表明了一个与义和团运动时期盲目排外完全不同的较为成熟节制的国民外交意识已经初具形态。例如，日俄战争期间的1905 年，由美国排华而引起的发生在上海、福建、广州等地的抵制美货运动，就表现出这样较高的组织程度和意识水平。梁启超曾对民众舆论在抵制美货运动中的作用给予极高的评价。他赞扬现代舆论的崛起是中国人“国民资格”的体现和“中国不可侮”的证明，并预言舆论将成为“政府之后”。梁启超说，世界上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家有三种: 其一为政府人民一体，如英美等立宪国家，其二虽无人民为后援，而政府之力左右世界者，俄罗斯属之; 第三种虽无政府之后援，其民族之魔力足以震撼世界，此种国家，环顾世界只有中华一国。② 第二，民间舆论的另一个特点，是其内在结构的丰富多样性，无论俄国、日本、中国中的哪一个国家，民间舆论都包含了从宗教立场、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从自由主义人士、从民族主义观点的各种观点的表达。这种多样化的表达未必能够对于列强争霸有直接的牵制作用，但是，对于影响对外政策的民间意识的提升却提供了很好的土壤。与此相对应的是各种历史档案披露了大量相关的个人对于日俄战争的感受与认知。比如，日本著①信夫清三郎编: 《日本政治史》，第362 页。②饮冰: 《抵制禁约与中美国交之关系》，《新民丛报》3 年20 号，光绪三十一年四月初一。名人物原敬 Hara Takashi 的日记在1965 年被公开。他在1904 年2 月11 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大数日本人不愿意看到战争。……从总体舆论情况来看，特别是商人厌恶战争，但是他们没有勇气公开自己的观点。除此之外，人们逐渐地开始接受战争的不可避免性，但他们从内心不希望这样。政府中的许多人从个人能否被得到承认角度来为战争辩护，实际上他们并不希望战争。但是，当他们公开地为战争进行了强硬的辩护以后，就再也不可能对自己所说过的话改弦辙了。”①另一位“大正民主”的积极推动者吉野造作 Yoshino Sakuzo 也在1904 年3 月坦率地表达了对于日俄战争的看法，他说: “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因为俄国自己的领土扩张而日本需要起来反对。除非俄国领土扩张的失败始终伴随着取消对外贸易，这个时候需要考虑使用非文明手段。”②这样一些观点的表达和私下认知与感情的流露，为观察战时心态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证依据。从上述对于日俄战争的观察来说，采取帝国认知、东西方问题、宪政革命、区域主义、超国家、非国家行为体主义等几个视角的分析分别提供了对于日俄战争的若干理论性的理解，其中表现了当年以及今天人们对于同一主题思考的认知转换，同时，也表现出了不同时期人们历史记忆的不同侧重点，鉴于资料和理论工作的有待深入，上述种种分析显然还有待今日读者站在百年后的立场上来加以评判。七、结语从百年后总结的角度，这场人类付出了如此巨大代价的日俄战争留下了什么样的经验教训值得今人特别加以关注呢?首先，日俄战争宣告了俄罗斯帝国开始走向崩溃以及日本加入西方列强体系。从今天的眼光看来，这场战争带来的是一个全新的区域国际格局的诞生。日俄战争当时最主要的参与方是俄国、日本、中国; 而今天恰恰是这三个国家成了东北亚地区最为重要的国际角色。换言之，今天在东北亚地区出现的力量旗鼓相当、但又各有所长的中、日、俄三国，实际上这一结构的雏形，在当年日俄战争的进程中已经可见端倪。进一步而言，如果说当前这样的“三峰鼎立”格局是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现象，那么，今日东北亚这一地区各方的利害关系及其认知状态，在百年前的格局中已有端倪可见。中国、俄国与日本这三国同时雄居于东北亚地区，它们相互之间不可能在长时期中以各不相干的状态各自为政，因为有关资源、空间、管道等各方面的合作与竞争，必然把三家密不可分地连在一起。历史的教训在于，是以帝国式、或者帝国主义式的扩张制胜，还是以多元并存与互利合作来谋求区域共同体的长远发展。其次，既然中国、日本与俄国取得大体相当的实力而同时雄居于东北亚，这就非常紧迫地提出了另一个问，即应该以何种体制安排来协调各国间的关系。区域化的进程在东北亚地区而言，与其他地区不同。二战以来这一地区冷战局面开始走向终结要大大地早于欧洲 以20 世纪70 年代初中美关系、中日关系的突破为标志 ，但这一地区冷战局势的最后终结却还未见尽头 还存在着两个尚未最终统一的国家，并且残留着与世界大战和冷战紧密相关的不少边界问题。这里就提出了一个如何看待民族国家建构与地区合作进程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从欧洲的经验来看，在二战结束初年德国的一分为二，是与作为欧洲共同体最早组织形态的欧洲煤钢联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其要害是，通过包容往昔对手的做法，把对手融合在共同利益的框架里，谋求共处与发展。而德国最后的统一又是与冷战结束同时发生，欧洲共同体变成为欧盟这样一个历史性的飞跃联系在一起的。这里的关键性启示在于: 一个国家的国家建构是与区域化进程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于是，一国的统一与发展，就不得不考虑周边和地区的自然反应，就不得不以和谐周边、昭明万邦的方式来推进国家统一建构的完成。当年日俄战争时期，孙中山先生理想中的各国间高度平等的“大亚洲”今天是否有可能加以推进?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必要的前提已经出现，那就是中国、俄国和日本已逐步地大体上取得了相互接近的①Kato Yoko，“Japan Justifies War by The‘Open Door’1903 As Turning Point”，David Wolff，etc． eds． ，The Russo － Japanese War inGlobal Perspective，Vol． 2，Netherlands: Leiden － Boston，2007．②Sakuzo Yoshino，Seiro no mokuteki“The Purpose for Attacking Russia”，in Shinjin，March 1904; and Sakuzo Yoshino“Collected Papersof Sakuzo Yoshino”，Iwanami Shoten，1995，pp． 7 － 8． 转引自David Wolff，etc． eds． ，The Russo － Japanese War in Global Perspective，Vol． 2，p． 222。国力水平。这就使得客观上有了比以往更加平等相处的可能性; 但相互间竞争的几率也不见得减少。在这种背景之下，作为地区大国的责任，是首先承担起推动地区安全结构构建的长远战略重任。全球化时代的一个特征是允许在和平条件下进行资源重新配置，而不需要像当年日俄战争那样的大动干戈。虽然冷战后的东北亚残留着冷战的痕迹，但是，在国家建构与地区进程紧密互动的历史进程中，又提供了类似于欧洲和平变化的这样一种范例。这就意味着亚洲，首先是东北亚地区的区域化进程，有可能出现一种历史性的区域合作的机遇。再次，日俄战争的进程表明了在一个国际结构的变动时代，国际事务是与国内事务的变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在当年相对封闭的条件下，一国内部的动态尚且会迅速地向其他国家转移，而且，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年敌对国家之间的相互学习与借鉴的心态。比如，日本媒体经常是以俄国国内革命运动的声势浩大作为对照，来激励日本国内社会运动的勇往直前; 而俄国则直接以对手的宪政经验作为自己寻求出路的紧迫选择。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同时也是一个多元文明的时代背景之下，人们没有必要去简单地模仿某一种时尚和模式，但是，文明的多样性和文明的进步性这两个命题是同时存在的。在尊重多元文化的背景之下，关注推动进步，依然是这个时代耳提面命的要求。最后，认知与历史记忆是一种互动的产物。这里包含着是我者与他者之间的对话，还是我者始终是与自己对话这样的两种状态。从认知角度来看，不同主体间的对话乃是人作为区别于动物的最高秉性之体现，在对话的条件之下，才能够真正地体现人的平等和尊严，才能够形成为真正主客观尽情沟通的认知。既然一百多年前的日本、俄国乃至于中国已经表现出了这样高的民间舆论水平，完全可以相信，今日应该会有更加成熟的能力，去争取实现更加健康的国际环境。同时，作为认知的一种表现的历史记忆，又必须学会同自己过去的对话。也就是力争能够学会在事关自己命运的将来和过去之间构筑对话。前车之鉴，后事之师。这句中国人的老话还是那样富于教益。而且，每一代人又在通过自己的努力不断地发掘对于自己历史的新的感受与体认。无论是批判、还是补充，大概有一条经验是可以留存的: 记得日俄战争之前两年，日本创价学会的首任会长牧口长三郎曾有一句名言: 当人们津津乐道于各种各样的政治竞争、经济竞争、军事竞争的时候，何不想一想，人们也可以作一番发扬人道的竞争呢。也许，这就是本文写作的初衷之一。①①〔日〕池田大作: 《道主义竞争: 历史的新潮流———2009 年和平倡言》，《明报》， 2009 年第4 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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