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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同志多次谈到他一生忘不了的三个地方——井冈山、东固、延安。谈到东固时，他无限深情地说：如果当年没有东固的一个星期休整，红四军将被拖垮，更不可能开创赣南革命根据地。奥地利传记作家史帝芬·茨威格说“那些历史的尖峰时刻都需要太长的酝酿时间，每一桩影响深远的事件都需要一个发展的过程。”在红四军、中国工农红军、人民军队的发展史上，东固是一个永恒的地标。
井冈山与东固山
吉安、泰和、兴国、吉水、永丰五县结合部的东固山根据地于1927年11月22日在赖经邦、段月泉领导东固暴动成功后创建。组织东固暴动的龙东游击队与永吉游击队在1928年2月合编为江西工农红军第三师第七纵队，并在9月与吉安北部活动的第九纵队合编为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二团。1929年1月，第二团与第十五、十六纵队在兴国县莲塘会师后，抽调100多名官兵与第十五、十六纵队合编为独立第四团。
在东固根据地逐渐壮大并初具规模的同时，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余部、湘南起义农军于1928年4月28日登上井冈山与毛泽东同志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两支部队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红四军先后在当年7月、11月先后两次打破湘赣敌军对井冈山根据地的两次“会剿”。为了应对三省敌军会剿，柏露会议以后，红四军主力3600多人于1929年1月14日挺进赣南。
送信井冈的放牛娃
出击赣南的红四军主力在大余受敌突袭，后在南雄县乌泾村和寻乌县圳下村两次险些被包围，罗福嶂会议决定部队进行改编并向东固转移。
井冈山时期的毛泽东知道东固山一带还有红军部队活动有赖于一个叫刘达铭的放牛伢子1928年三次送信到井冈山。多年以后，已经改名叫做刘岱的刘达铭在《东固送信到井岗》一文中回忆：“1928年初开始，我随东固游击队的一个排长和另一名战士曾先后三次送信上井冈山给毛主席，并且每次都取得了回信带回东固。第一次是在1928年初春，那时我们一行3人，都穿老百姓便服，每人随身带上枪和手榴弹，从东固出发，结果胜利完成任务后回到东固。第二次是1928年古历6月间，我们一行装扮成卖牛的，那时我年纪最小，穿上便服，牵头小牛仔，样子像极了，一点破绽也看不出来。我们从泰和桥头岗出发，把信送给了井冈山上的毛朱等领导人。1928年古历10月间，东固领导人第三次吩咐我们送信上井岗，任务照样完成得不错。”
政治建军
红四军主力在东固休整一个星期之后转向闽西，3月下旬回师赣南后，开创了赣南根据地，5月再次回到闽西，开创闽西根据地。
6月14日，毛泽东同志在闽西连城县新泉镇望云草室完成了一篇重要文章，题为《给林彪的信》，后来被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信中提到“……第三，这时期内遇到两支新鲜的友军，即五军与二、四团。五军不能给四军以多大的影响，但在打破小团体主义一点上确还给予四军相当的刺激，特别是柏路会议讨论四、五军合编问题时，彭德怀同志的愤激的表示，给了少数同志以颇大的打击。至于二、四团，四军的同志见了他们直是惭愧万分，他们是指导员支配军官的，前五册上军官的名字列在指导员的后面，一个子弹不问过党不能支配，他们是绝对的党领导。这也可以说是帮助四军党的领导加强的原因。”这里提到的“二、四团”指的是活动在东固山一带的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二、四团，正是二、四团中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给毛泽东同志相当大的触动，强力地支持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四军罗福嶂会议上提出关于工农军队性质的观点。
这篇写给林彪的信，是针对林彪在6 月8 日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上发表的悲观言论。该信在党的建设和人民军队建设历程中非常重要，系统地描述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思想，为当年年底《古田会议决议》提供了理论框架。
古田会议后，红四军、红五军、红六军组成毛泽东为书记的总前委，率领红军驰骋在赣南、闽西，以红四军为主力成立红一军团，又与红三军团组建为红一方面军，先后建立赣西南（赣南、赣西、湘赣边）、闽西两个苏维埃政府并打破敌人的三次“围剿”，赣南、闽西连成一片，形成中央根据地。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
后记
史帝芬·茨威格在《人类群星闪耀时》的序言里写到“一个影响深远的决定往往系与一个日期、一个小时，常常还只系于一分钟甚至一秒钟。这样一些充满戏剧性的时刻，是人类命运攸关的时刻，也是人类群星闪耀时。”
放牛伢子刘达铭是个改变大历史的小人物，后来他也加入了红军，跟着彭德怀走了长征路，跟着黄克诚从晋察冀到豫皖苏再到东北，解放后，按照新四军老军长陈毅的调令来到上海。
他是放牛伢子，是红军的团政委，是新四军的团长，是解放军的师长。他也曾经是船人，他是上海船舶修造厂的首任厂长——刘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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