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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1936年，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斯诺的交谈中说：“由于父亲只准读孔孟经书和会计之类的书籍，所以我在深夜把屋子的窗户遮起，好使父亲看不见灯光。”他偷读的书中有一本叫做《盛世危言》，“这本书我非常喜欢。作者是一位老派改良主义学者，以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器械——铁路、电话、电报、轮船。”
《盛世危言》由中国近代思想家郑观应写成于公元1894年（光绪二十年）。郑观应是洋务运动的重要人物，曾任上海电报局总办，轮船招商局总办。《盛世危言》全书贯穿着“富强救国”的主题，是一个全面系统地学习西方社会的纲领，提出了从政治、经济、教育、舆论、司法等诸方面对中国社会进行改造的方案。甲午战败以后沮丧、迷茫的晚清末世开出了一帖拯危于安的良药。一经刊印，洛阳纸贵。光绪皇帝看后大为赞赏，命总理衙门印刷2000部散发给大臣阅看。经过皇帝的推荐，此书成了近代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时政类畅销书。英文的《日报》刊文说，一些地方的考试常以《盛世危言》中的内容作为考题。书的封面题：“首为商战鼓与呼”，它所倡导的革新观念和“以商立国”的商战理论，对中国近代思想史及商业发展起了深远的影响。尤其对晚清至民国的“实业救国”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黄金时代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企业家精神在两个“40年”中孕育：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和晚清至民国的约40年。这是中国企业家精神发展的两个“黄金时代”。后者即民族资本家群体，他们为塑造中的中国企业家精神奠定了很多基因。在那个时代，先是以洋务运动为先声，催生了一大批的企业家如经元善、陈启源、郑观应、张謇等人。然后是中华民国建立，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中国现代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进口贸易和外资竞争的锐减，推动了民族工业的发展；世界市场白银价格的上涨，更是为中国货币购买力的提高创造了条件，这种大背景下，产生了一大批著名的企业及成功的企业家，如“面粉和纺织大王”荣宗敬和荣德生兄弟、上海“棉纱大王”穆藕初、中国“重化工之父”范旭东、民生公司创始人卢作孚和“火柴、煤业和企业大王”刘鸿生等。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国本土终于孕育出了一批杰出的企业家，他们创造的辉煌和极具中国本土色彩的经营管理方式，更有他们“实业救国”的民族精神。
民国企业家也分多种类型。一是绅商，以张謇为代表，他们往往拥有科举功名，官场背景，属于地方士绅，所以张謇把大生纱厂的性质定为“绅领商办”，以区别于“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这是民营企业的早期形式。第一代绅商型企业家可以包括同属“状元办厂”的苏州人陆润庠，以及北方的周学熙，南方的孙家鼐、孙多森父子和严信厚、严子均父子等人。二是行商，以荣氏家族为代表，他们从开钱庄学徒到自己开钱庄，在办厂之前只有纯粹的商人身份。叶澄衷、鲍咸昌、宋炜臣、曾铸等都属于这个类型，“五金王”叶澄衷、商务印书馆创始人鲍咸昌、夏粹芳也和荣家兄弟一样，在上海做学徒出身。三是买办，早期的朱葆三、虞洽卿和后来的刘鸿生可以代表，他们虽然都是买办出身，但在掘得第一桶金、完成原始积累以后，他们投资办企业，已完成买办身份的转换。“买办”是一个中性词，类似今天外资企业的高级白领或金领。这一类型早期的代表还包括朱志尧、王一亭及徐润、徐叔平父子等人。经济史学者严中平在《中国棉纺织史稿》中说，“买办不独拥有创办现代工厂所必需的大量资金，并且拥有创办现代工厂所必须具备的某些‘洋务’知识，而这却是一切官僚、地主、高利贷者等等土财主纵使花费巨额资金也是无从购买的。”四是侨商，回母土创业的海外华侨，包括烟台张裕酿酒公司的张振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简照南、简玉阶兄弟，永安公司的郭乐、郭泉兄弟，以及先施公司的马应彪等人。五是知识型，代表人物有范旭东、穆藕初、卢作孚以及陈光甫、周作民这样的金融家。他们或是留学美、日，或自学起家。他们在创业前没有官场背景，没有从商经历。他们的企业不是家族企业，往往一开始就是股份制企业，在近代企业家阶层中他们最具创造性和现代精神。
▲中国近代著名爱国实业家刘鸿生1920年创办上海水泥厂。
“精神才是立业之本”
他们首先具备企业家根本的冒险精神。
其次是家国情怀，实业救国理念风行中国，胡厥文中学毕业就决心走实业救国之路，1914年考入北京高等工业专门学校时，他认为机械是工业之本，于是选择了机械系。1918年毕业后他抱定一不做官，二不从教，终身以实业救国为己任。在26岁那年，他就创办了新民机器厂、合作五金厂、长城砖瓦厂等企业，并被推为上海机器同业公会主任委员。抗日战争爆发，打破了他实业救国的梦想。为了不做亡国奴，他组织上海民营工厂内迁，为支援十九路军抗战，他组织上海机器同业公会的同仁，赶制弹药，计炸出云舰，并投入各项抗日救亡活动，废寝忘食，日夜奔忙，无暇理发和剃须，以致胡须盈颊，于是决心留起了长髯，蓄之以记国难，直到抗战胜利日寇签字投降之日，才把蓄了14年的长髯剃除。在抗战胜利这个决定国家前途和命运的紧要关头，他意识到，工业界应当成立自己的政治团体，敢于站出来发表政见，挽救自己的命运，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联络工商各界，为民主建国而奋斗。他与黄炎培等创建了中国民主建国会。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同志邀请他和胡子昂、荣毅仁、古耕虞、周叔韬等民建、工商联领导人，商谈对外开放和吸收外资问题，并就经济建设中如何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征询意见。他深受鼓舞，20天后，写好了《关于怎样调动工商界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意见》，他在开头写道：“我这个饱经旧中国忧患痛苦的老人，又经历了林彪和‘四人帮’祸国殃民的前后对比，更是无比感奋，心潮澎湃，千思万想，只求如何为加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竭尽心力，协助党和政府把工商界的一切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为这个伟大目标服务。这是我对国家应尽的责任，也是我们每一个爱国工商业者的光荣和幸福。”
再者是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当年梁启超在湖南教书时，有一文一武两个得意学生，范源濂和蔡锷。范源濂在东瀛留学，他的弟弟范旭东也一起前往，经常得到梁启超的接济。后来范源濂曾任教育总长，对新式教育在中国的推广贡献极大。范旭东则来到天津塘沽，以一个化学家的眼光，一眼看中那片海洋蕴含的宝贵资源，决心在那里实现实业救国的人生理想。他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精盐生产企业——久大精盐公司，创办了亚洲第一座苏尔维法制碱企业——永利制碱公司，打破了西方对这一核心技术的长期垄断，用纯碱代替洋碱，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31个用苏尔维法制碱的国家，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民办企业科研机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发酵微生物学学术期刊《发酵与菌学》，创办了中国第一座大型化工联合企业——永利公司硫酸铔厂……所有这些被统称为“永久黄”，这里还成就了世界著名化学家侯德榜，他撰写的著作《制碱工学》至今仍然是举世公认的权威性著作，美国化学权威著作《罗杰氏工业化学》的每一章皆由最著名学者执笔，1945年版的第10章“碱和氯”特聘侯德榜博士撰写。“科技泰斗、士子楷模”是周培源对他一生的概括。“永久黄”不是一般意义的企业团体，他们不以盈利为唯一目的，当代经济理论中的“经济人”原理，无法解释他们的行为：创办了“永久黄”偌大产业的范旭东，去世后竟没有留下私产，身后连夫人的生活费、女儿留学的经费都未有保障，却将个人名下的久大、永利公司创业人的酬金捐给黄海化学研究社做日常经费。在他的带动下，久大、永利全体创办人将创办人酬金永远捐赠黄海社。早年加入同盟会，资助过孙中山、与宋子文同学、毕业于哈佛大学的黄海社社长孙学悟博士，放弃开滦煤矿总化学师的地位和收入，而宁愿来到渤海荒滩的实验室，一干就是30年，侯德榜曾说“西圣（孙学悟精通西学而得名）到死一直是无名英雄”。范旭东为“永久黄”团体所制定的“四大信条”，可以解释为什么，并且成为中国企业家精神中的宝贵财富：“我们在原则上绝对地相信科学。我们在事业上积极地发展实业。我们在行动上宁愿牺牲个人，顾全团体。我们在精神上以能服务社会为最大光荣。”
“企业大王”刘鸿生在他早年“跑街”推销煤炭时就认识到：“一人享福，万人受苦的日子不太平”。他的名言是“最愚蠢的人，就是想一个人发财，叫别人都倒霉。”“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故踊跃从公者，做一分便是一分，做一寸便是一寸。”这是张謇的名言。荣德生的座右铭是“立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卢作孚信奉的是“忠实地做事，诚恳地对人”。他们确是把企业当千秋事业在办。张謇将企业命名“大生”取于《周易》“天地之大德曰生”；范旭东的化工产品命名，精盐曰“久大”、烧碱曰“永利”。食品业“冠生园”的创办人冼冠生的经营理念是“本心，本领，本钱”，要求“一切产品，卫生第一”，绝不容许用劣质或变质的原料做食品。他们共生共赢，劳资两利，明智处理己与人、近利与远功的关系。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指出：“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
第四则是创新精神和管理的制度化。现代企业不是旧式作坊，不是手工生产，而是组织起来的大规模机器生产，从生产到经营，如果没有制度规范，一切无从谈起。大生纱厂创办之前，张謇就制定了《厂约》和一系列章程，早期得到了较好的执行。各企业先后引入以严格核算为基础的理性化的簿记制度，包括会计成本核算制度。他们相信专家的作用，对新机器、新技术、新人才有了相当的认识，以工程师制代替了最初的工头制。尽管他们的企业在管理上仍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但在抗日战争之前，荣氏企业、刘鸿生的一系列企业、卢作孚的民生公司、范旭东的“永久黄”团体等，都已经往制度化轨道上走去。穆藕初33岁的时候，深感中国棉纺业的落后，下决心到当时棉业最发达的美国得克萨斯州读书，这一读就是整整8年。穆藕初学成归国后，筹办了上海德大纱厂。率先引入美国最新的科学管理法，并使之本土化。一年后，德大生产的棉纱在北京商品陈列质量比赛中获得第一名，一夜成名。棉纺织业在当时是中国第一大产业，聚集了张謇、荣家兄弟和周学熙等众多顶级企业家，穆藕初后来居上，居然能迅速崛起，与他在美国学到的棉花专业知识和科学管理方法是分不开的。穆藕初还翻译了弗雷德里克·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而且翻译的中文版竟然比欧洲版出得还要早。穆藕初或许是历史第一批在中国实践科学管理原理的企业家。穆藕初平生喜欢昆曲、书法、学佛、养鱼和斗鸟，是一个少见的才子型企业家。1921年，他感于古老昆曲的日衰，便赞助成立了昆剧保存社和昆剧传习所，这些机构在昆剧的流传上居功至伟。昆曲大师俞振飞在怀念他时说：“我国戏剧自清末皮黄崛兴，昆曲日益式衰，经先生竭力提倡，始获苟延一脉，至于今日。”这也是他的文化事功之一种。
勇于冒险、家国情怀、社会责任、管理创新，这些特征可以成为衡量一个企业家的基本条件，共同构成了我们通常所说的企业家精神。对于一个真正的企业家来说，这种精神至关重要。荣德生在他哥哥荣宗敬60岁生日时说，“精神才是立业之本，家兄一生事业靠的就是充实的精神。”
▲张謇在清末创办的私营棉纺织企业大生纱厂。
“父教育”“母实业”
家国情怀，民族精神，成为这半个多世纪这几代企业家留下的最宝贵精神。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修齐治平”，讲的就是家国天下，他们通过实业，使之从士大夫阶层延伸到普罗大众。正是这两点促使企业家开始把自己的经营行为和国家命运自觉地、主动地联系在了一起，形成了“家国同构”。这些人对于西方文化和现代文明都有着深刻的了解。同时这其中还有张謇这样的晚清状元，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可以说深入到骨子里。他们也是最早一批社会责任意识自觉觉醒的人。在这些人身上，可以说结合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东西：既有西方现代文明意识，又有中华民族的本土意识；既有开放性，又有传统文化的保守。在这些人身上，中国儒商文化的一大精神特色表现得淋漓尽致，那就是义利合一。这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现代过渡的阶段，这些人身上具有独立的企业家精神，不同于曾国藩、盛宣怀那样的官商群体——冯友兰所说“中国文化两千年解不开的死结”的官商文化代表。
这群企业家在“家国情怀”的根本精神中所体现出的很重要一点，是对社会改良的努力。张謇的一个创世之举，那就是他致力于家乡南通的城市建设，大生纱厂的很多利润都被他投入到了公共事业上。将近20年下来，南通已成当时中国最出名的县城。1920年，一位访问者描写他看到的南通：“在登岸以前，我们就已感受到她的现代气息了。大道旁柳树成行，满载面粉、棉花以及旅客的卡车、汽车在奔驰，工厂的机器轰鸣声在回响—一个欢快劳动的日子又宣布开始了。在江岸边建有现代化的码头和仓储设施，运输线四通八达。”张謇的实业精神和教育投入，形成了他的“父教育”与“母实业”的建设思想。开启了南通的民智和端正了南通人的风气。当时梁启超对南通的评价是：中国最先进的城市。张謇由此有一个绰号叫“张南通”。
光绪甲午以后，张謇倍感实业需要人才，人才需要教育。1895年，张謇建议清政府“广开学堂”。1902年又建议首先兴办师范学校，但未获支持。张謇失望之余，决定自己集资在南通兴办师范学校。1903年4月通州师范学校正式开学。这是我国第一所师范学校，标志着中国师范教育专设机关的开端。1905年，张謇与马相伯在吴淞创办了复旦公学，这就是复旦大学的前身。1907年创办了农业学校和女子师范学校，1909年倡建通海五属公立中学（即今南通中学）。1912年创办了医学专门学校和纺织专门学校、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河海大学前身），并陆续兴办一批小学和中学。1909年，张謇创办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船政科，即今天的大连海事大学。 1912年，张謇在老西门创办江苏省立水产学校，1913年全校迁往吴淞，即今天上海海洋大学的前身。 1917年，在张謇支持下，同济医工学堂（同济大学的前身）在吴淞复校。1921年，上海商科大学在上海成立。上海商科大学前身是南京师范高等学校，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扩展为国立东南大学，张謇是国立东南大学主要创建人之一。为了给各项企业提供技术力量，张謇非常重视职业教育，师范学校的测绘、蚕桑等科发展成为十几所职业学校，其中以纺织、农业、医学三校成绩显著，以后各自扩充为专科学校，1924年合并为南通大学。
南通模式是如此的迷人和让人感奋，在很长时间里它成为企业家的梦想。也是在1920年代，老买办朱葆三在上海郊区购置1000亩地，设想建立一个类似南通的实验城。而荣家兄弟则尝试着在自己的工厂里搞了一个“劳工自治区”。其中卢作孚的“北碚实验区”最为著名，不仅成为当时“乡村建设运动”的重要实验区，而且践行了他的“教育救国”的企业家精神。
▲民国时期中国化工实业家范旭东创办的永利化工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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